文/彭文生

在重大灾害发生的时候谈经济学概念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因为现在最需要的是人文精神，而经济学给人的印象是一切活动都通过货币化来体现价值。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个人、企业、社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引起了人们对很多问题的反思和讨论。这篇短文从一个小的角度谈点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即如何看待口罩价格上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口罩成为稀缺品，价格大幅上涨，甚至有价无市。这自然带来一些讨论，口罩价格上涨是否合理、口罩应该如何分配等问题，观点往往是针锋相对。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口罩的需求突然大幅上升，供求缺口很大，这是问题的根源，但解决问题的办法就不是那么清晰了。

自由市场价格：效率与公平

口罩价格上涨一方面使得消费者节省口罩的使用，抑制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提升口罩生产企业增加产量的动力，扩大供给。两者共同作用，实现供求平衡。口罩价格上涨对生产企业有利；由此带来的口罩供给增加，满足了人们应对疫情的需要。

市场作用是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有阐述：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行为对社会也是有益，代表资源的有效配置。

对照现实，这个逻辑似乎有点不对劲。那么从经济学怎么解释涨价是不合理的，或者说控制价格是合理的？

当口罩的价格涨到几十元人民币一个或者更高，低收入群体难以负担的时候，这是社会伦理不能接受的。口罩价格大幅上升会导致一部分低收入人群负担不起，这将影响所有人。这种情况下，公平和效率是统一的，高价格导致的不公平（一部分人不带口罩）会降低整个社会的防疫效率。

非货币化分配方式：时间与紧迫性

如果我们认同在重大灾害的情形下，市场价格引导资源配置不是最佳或者不能被社会接受，其他的方式是什么？

一个可能是先到先得，在一些地方人们在商店排队购买口罩，每个人购买的数量有限制，隐含的是价格也低于自由交易形成的价格。这实际上是以时间替代货币来分配资源，谁有时间尽早排队，谁有时间等，谁获得口罩的可能性就大些。这样的方式没有“出价高者得”的弊端，但也不一定就是合理的，排在后面没有买到口罩的人的“急迫性”可能比排在前面的高。另一个方式就是按照急迫性来配置资源。

以上三种分配方式，货币（市场价格）、时间（排队等候）、急迫性三者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现实中可能需要三者都发挥作用，协同发力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口罩等医护用品的供求缺口。单纯依靠自由市场价格引导供求可能带来不公平的问题，也不一定能让有限的医护资源用到最急迫的地方，但完全不让市场发挥作用，难以引导生产快速扩张以满足增加的需求。

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

表面上看，当前的口罩供给缺口是一个特殊时期的现象，但实际上医疗资源短缺和分布不均具有普遍意义。一个例子是大城市医院门诊排队挂号难的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一个反思就是要提升中国的医疗与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效率，在质与量两方面都存在补短板的需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各地参与支援湖北武汉的医疗队大都是来自公立医院，但从医院的数量来讲，全国范围内私立医院占据半壁江山，这似乎凸显在关乎民生的基础性保障方面，公共投入的重要性。

从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的角度看，以民生为导向意味着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在疫情转向之前，控制疫情仍然是第一要务，保经济应该从关乎民生的产业和经济活动开始，从受疫情较小的地区逐步开始，重点扶持受疫情冲击的低收入群体。随着疫情出现拐点并开始消退，复工的范围扩大直至经济活动恢复正常，在这过程中，宏观政策以结构为导向，重点支持受疫情冲击大的地区和行业。

反思主流经济学

全球金融危机后人们反思主流经济学，市场并不总是有效。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金融的顺周期性，需要加强金融监管和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一般认为这是如何平衡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问题。在口罩价格的讨论中，一般也都是从政府与市场的维度来看问题。

其实我们还应该反思古典经济学本身的演变。新古典学派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其为消费者提供的效用，新古典学派把经济学看成类似自然科学，把过去40年数学模型的应用达到极致。过去40年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大幅扩张，促使人们反思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我们不仅重温凯恩斯主义，也重温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因为在市场和政府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伦理的视角。

在今天这样一个重大的疫情灾害面前，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医护人员冒着生命的危险冲在第一线，我们比平时更需要同情心，更需要同心协力、相互支持。这样思考，是否让自由交易决定口罩的价格应该就不是一个让我们纠结的问题了。（作者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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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