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简称《纲要》）发布，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同时，《纲要》提出，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达到10%。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效率变革、动力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和促进实体经济振兴、加快转型升级的新动能。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陈文辉表示，人类将从工业时代进入数字时代，数字经济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标志。只有数字经济高水平发展的国家，才能抓住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窗口期，提升国际地位。我国在数字经济方面有先发优势，有望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复兴。

近几年各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实践表明：数字化密度越大的国家从数字化中获得的收益越大。数字经济不仅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弯道超车”甚至“换道超车”的战略机遇。

增长强劲，成为经济复苏的新动能。

大数据时代，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中国经济巨轮劈波斩浪前行注入了新动力。疫情危机加快了技术的创新与突破，各行各业都在加速数字化进程，也同样加速了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的技术在国民经济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的应用，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我国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后疫情时代，第一季度中国经济更是实现同比增长18.3%的骄人成绩。

4月25日，国家网信办在第四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主论坛上发布《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年）》。报告指出，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7.8%。

据悉，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聚集特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川渝经济圈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核心，这源于当地的经济基础优势显著，可以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发展提供充分的人才、资金等资源保障；同时，当地扎实的产业基础，也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除此之外，福建、贵州等地也都基本形成了具有地区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如福建省早在2000年就提出了“数字福建”重要战略，2019年成为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之一。贵州大数据战略行动早已深入贵州肌理，数字经济增速连续五年排名全国第一，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贵州模式”基本成型。

各地纷纷把数字经济作为“十四五”时期谋发展的战略必争之地，竞相提出数字经济发展规模目标，并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方面系统布局

根据赛迪智库于去年9月发布的《2020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白皮书》，相较2019年，2020年共有8个省份的数字经济指数排名有所上升，其中陕西、广西、云南、甘肃、内蒙古、新疆6省（区）均位于我国西部地区，西部地区正拥抱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努力争取在新的赛道实现突破。

数字技术具有跨越地理特征的优势，未来，随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普及，数字经济将会进一步突破地理条件限制，逐渐改变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为缩小东西部差距注入新动能

《纲要》勾勒了未来五年数字经济建设与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多部门近期密集发声，强化数字经济顶层设计，一系列重磅支持政策正在加紧制定。

国家发改委表示，将做好“十四五”数字经济专项规划的编制，加强关键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完善数字治理体系，提升数字服务水平。此外，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出台新时期推动“互联网+”政策文件，强化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重点方向的政策引导，进一步调动社会积极性。

《纲要》从顶层设计上明晰了数字经济的发展路线，全国多地紧跟中央步伐发布相关政策加快布局，同时，相关配套制度陆续出台为数字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将助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地方积极推进“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提档加速。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等15省市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重点发展数字经济，明确了数字经济发展目标。3月22日，浙江发布省重大建设项目“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出“十四五”时期将围绕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2.0版”，做强云计算、大数据等产业，安排重大建设项目11个，计划投资1851亿元。福建此前提出到“十四五”末，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4万亿元，占GDP的比重将接近60%；建设一百个以上高水平数字创新平台，壮大一批特色数字产业。湖南提出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1%，建设全国数字经济创新引领区、产业聚集区和应用先导区。浙江提出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15%，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

在一些专家看来，“十四五”时期，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产业是壮大数字经济新引擎的重要发力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信息化与软件产业研究所数字化转型研究室主任高婴劢表示，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产业的高速增长态势远超传统制造业，其引领和带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作用日益突显。“十四五”时期培育发展新兴数字产业，通过技术乘数效应和数据赋能效应叠加倍增，将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则表示，“十四五”时期，需要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据价值化三方面重点发力，推动经济发展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进一步培育和催生经济增长新动能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发展数字经济需要政府发挥引领作用，做好顶层设计，需要完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还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支持。

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历程与各地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来看，尽管目前数字经济已步入基本成熟期，但仍然存在顶层设计统筹协调不足、营商环境有待优化、新动能培育面临巨大挑战等诸多方面的难题。

从各地区的数字经济规划或措施来看，各地纷纷把数字经济作为“十四五”时期谋发展的战略必争之地，竞相提出数字经济发展规模目标，并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方面系统布局，同时配套一系列体系化的政策文件推进落实。但由于从总体上缺乏统筹协调与分工协作，大多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路径、举措同质化现象明显，特色化和个性化不足，亮点突出地区相对较少。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顶层设计层面对数字经济发展进行统筹布局。专家指出，应从国家层面出台一个数字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分布、发展重点等进行统筹部署。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命脉的数字产业，如高端芯片、操作系统等，实施相对集中的统筹布局，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投入。结合四大经济圈等重大战略区域，组建相关区域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推进小组，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进行统筹推进，打造数字经济区域发展高地。另外，对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特色经验进行充分总结、系统推广，进一步扩大试验区范围，打造可复制的特色数字经济发展标杆。

目前，我国虽然已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作出了诸多有益尝试，取得了巨大成效，但随着我国及全球数字经济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优化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使之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是目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室主任马源表示，优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重点着力：要加快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数字经济发展长效机制。同时，要将优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纳入“放管服”改革体系。包括在事前准入方面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准入条件；在数字素养方面，明确目标方案，提升数字素养。

当前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对外面临全球疫情不确定性风险、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政治经济政策风险。在新形势下，政策层面提出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我国发展数字经济仍然面临国内经济受疫情影响、全面数字化转型需要统筹协调、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尚需进一步完善等相关问题。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所长温晓君表示，要有的放矢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差异化。各地方切实从本地经济发展的规模、特色、趋势、难点出发，利用数字经济的新要素、新思维、新做法破解难题，培育新增长点；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选择地分步骤实施数字化转型，聚焦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痛点，在一定区域、一定行业、一定领域中做出创新性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格局。

“十四五”规划中，“数字经济”入选核心经济指标，并独立成篇，划定了数字经济七个重点产业，包括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这7大产业也将承担起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20年的7.8%增长到2025年超过10%目标的重任。

《纲要》提出要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些要求为我国“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当前，以线上教育、互联网医疗、直播电商、远程办公等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迅速，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效率变革、动力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和促进实体经济振兴、加快转型升级的新动能。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完善，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具备了条件。传感器、机器人、数控机床等传统技术更加智能化、精准化，且成本不断呈现下降的趋势，具备了替代人工和大规模应用的经济基础。在消费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加成熟，逐步能够满足产业特别是工业生产活动高度精准性的要求。随着日益广泛连接的建立与企业的跨界发展，消费领域的数据也逐步与产业界数据打通，实现了跨产业互联和从产品研发设计到用户使用的全生命周期的数据循环。随着消费互联网数字红利和流量增量的耗尽，产业互联网将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蓝海。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更多集中于技术层面和局部领域，更多依赖数字技术的应用以及消费市场的规模优势，而在产业层面和数字经济本质功能层面触及不深，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的巨大潜能和效率还远没有释放出来。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欧美同学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徐洪才表示，构建产业数字化平台，发展工业互联网，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应用为手段，进行商业模式和产品服务升级、实现智能化、平台化、品牌化发展；以新兴信息技术应用为基础，推动经济活动由线下到线上的转型，实现产业上下游在线上的无缝衔接、配合联动，倒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消费者与生产者无缝对接，促进产业链整合和价值链优化，发展先进制造。

传感器、机器人、数控机床等传统技术更加智能化、精准化，且成本不断呈现下降的趋势，具备了替代人工和大规模应用的经济基础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仅取决于技术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完善，更为重要的是深化产业组织和经济结构层面的数字化创新发展。我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战略路径应放在产业融合的基础和产业生态的建设上，从产业创新层面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既是当下国民经济中增速最快、最具活力的新动能，也代表着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变革契机，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将迎来新机遇，获得新动力。

有专家预测，“十四五”时期将释放近百万亿元的规模。2020-2026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将保持在15%左右。到2026年，数字经济规模有望突破95万亿元。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数字经济发展的市场基础、政策体系与技术路线。展望“十四五”，我国数字经济将继续乘风破浪，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十四五”期间，在市场需求、技术创新与公共政策的协同推动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从增长速度上看，数字经济将继续以年均增长率高于GDP的态势保持高速增长，占GDP的比重将持续提高，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的作用更加凸显。从区域发展上看，东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将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东部省份依靠市场与创新的先发优势继续保持总量规模的高速增长，中西部省份也将呈现出多点突破的特点，在细分领域建立起具有区域特色的竞争优势。

数字技术的扩散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在新基建的推动下，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将在各传统行业深度应用，与传统行业的融合发展进一步加深，体现出泛在、多元、高效、智能的渗透特征，推动各行业在生产方式、商业模式、管理范式等方面发生深刻变革，在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管理与运营、线上与线下之间构建起基于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的一体化高质量循环结构。

数字生态的竞争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数据要素已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要素通过流动，串联起消费者、传统企业与科技企业之间的价值环节，最终带来传统经济中供求结构的变革。同时，数字安全的底线意识将进一步增强。对数字安全的重视程度将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迅速提高。

数字经济在中国，已经渗透进国民生活方式和市场全领域，因此中国具备了书写数字经济传奇的优势。

一路披荆斩棘,一路引吭高歌。回眸“十三五”，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了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展望“十四五”，数字经济拥有良好的基础和政策环境，必将实现更大的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