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的封泥成就 “简牍之锁”

曲周博物馆馆长、河北省收藏家协会理事李治山近日透露，该馆文物管理人员日前在搜集散落民间的文物时，发现一枚“曲周侯印”封泥。该封泥的发现，不仅揭秘了两千年前文件保密技术，也为寻找曲周侯国的具体位置提供了线索。

对现代人来说，封泥这一古物恐怕十分陌生，然而其意义和价值却非同一般。它是古代信函文书封缄的实物遗存，是秦人用泥土铸就的袖珍书法作品，是继秦兵马俑、秦简牍之后，秦地下文物的又一重大发现，对研究秦汉历史、地理及中国古代官职极为重要。

公文往来的简牍之锁

李治山介绍，“曲周侯印”，意思是曲周侯的印章。据史料记载，曲周侯是西汉开国功臣郦商的封号，他统治的区域称为曲周侯国，故地大概在今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东北部一带。曲周侯国自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设置，至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废止，后改为曲周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封泥，又称泥封，是古代用印的遗迹，即盖有古代印章的干燥坚硬的泥团。河北曲周博物馆新发现的这枚封泥保存较为完好，呈不规则圆形，最大直径42毫米、厚6.4毫米、重8.9克，材质为陶土，正面印有“曲周侯印”四个清晰汉字。封泥背面留有麻绳打结痕迹，是封缄竹木简时留下的痕迹。这枚封泥是曲周县第一件标注有“曲周侯”字样的文物，为下一步寻找西汉所置曲周侯国的具体位置提供了线索。

据史料介绍，从战国到秦汉时期，各种文书、信件多写在竹木简上。寄送时，古人用麻绳捆绑竹木简，然后于绳子打结处封上特质泥团，并加盖印章，以防止文书、信件或情报等在传递途中被人偷看，借以起到“以检奸萌”的作用。这块打上印章的泥团，就是封泥，亦称“泥封”，被人形象地称为“简牍之锁”。封泥也是中国较早的保密技术手段，在秦汉时期最为流行。

这种盖有古代印章的干燥坚硬的泥团，从古代可以保留下来颇为难得。由于原印是阴文，钤在泥上便成了阳文，其边为泥面，所以形成四周不等的宽边。后世的篆刻家从这些珍贵的封泥拓片中得到借鉴，用以入印，从而扩大了篆刻艺术取法的范围。

古代对封泥有着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封泥多用胶泥制作，地方官府都有保存、管理胶泥和印章的专门机构。

官员外出时会遇到紧急公务，大家就随身携带盛胶泥的小筒，把文件写好后再做封泥密封。这种小筒多为青铜制作，胶泥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下能保存较长时间。另外，还有配套的铜杵，这些都是秦汉时期常见的“文具”。

封泥连续使用了数百年时间，一直到东汉末期，随着造纸术的推广和纸张制作成本的下降，简牍使用量越来越少，封泥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一些封泥失去水分后在土层中保存，随着后来的考古发现重见天日。这枚曲周县博物馆馆藏的“曲周侯印”封泥，背面有明显的绳结痕迹，距今历史已经超过了2000年。

李治山说：“这是曲周县首次发现和曲周侯国相关的文物，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枚封泥见证了秦汉时代流行的保密技术，也是研究西汉曲周侯国和曲周县历史的重要物证。”

随着简牍在东晋时期逐渐被取代，封泥也逐渐在公文用印中被淘汰，与纸张书写相匹配的“钤朱”用印逐渐在士人和官员阶层的行政和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云：“古人以泥封书，虽散见于载籍，然至后世其制久废，几不知有此事实……封泥之出土，不过百年内之事，当时或以为印范。及吴式芬之《封泥考略》出，始定为封泥。”

秦封泥上的百官表

1995年，收藏家路东之发现并保护的大批秦封泥，被专家称为“是可以弥补《史记》《汉书》缺憾的珍贵文献，是统一的中国封建王朝第一部百官表和地理志。”“秦俑之父”袁仲一先生曾表示，秦封泥是秦汉历史、考古学及中国古代职官、地理研究的一次里程碑意义的极其重大的发现，其中大量的问题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好好消化、研究。

已发掘出的秦封泥完整地勾画了“三公九卿”秦官僚机构的网络图，系统地揭示了一批鲜为人知的“亭里郡县”及“宫殿苑囿”名称。通过这些中央机关公卿玺印，可以了解秦代中央机关三公九卿的基本框架。通过各郡守县令的玺印可以确定秦代郡县的设置情况，专家们从中发现了众多与职官有关的机构与职官名称，而且其中有许多过去文字从未记载。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建咸阳宫，其中一处名章台，秦始皇曾在这里“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据《汉书·刑法志》载：“自称决事，曰悬石之一。服虔曰：悬称也，石，百二十斤也。始皇省读文书，曰以百二十斤为程（相当于今天的30公斤）。”也就是说，秦始皇每天要看60斤重的公文竹简。于是，中央各公卿机关、全国各郡县的奏章便向这里源源汇集。一本奏章就是一捆竹简，作为当时的一种保密措施，上奏官员要将竹简捆好，并糊上泥团，再在泥上印上自己的玺印，然后放在火上烧烤，促其干硬。奏章被送到章台，值守吏要呈送秦始皇亲自验查，封泥完好，确未被奸人私拆偷阅，才敲掉泥封壳御览。

有研究发现，秦封泥涉及的秦朝县名近140个，这对于重新解读秦代官僚机构和中国县域发展史等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如果把封泥上的县的分布区域标注在地图上，就会发现它们并非凌乱不堪的，而是趋近于秦始皇巡游全国路线附近的县。以秦始皇第五次巡游为例，在所经的蓝田、上洛、商、邓、蔡阳之后，就出现了云梦、庐山的封泥，在经历阳、堂邑、海陵后，就出现了琅琊等封泥，这对于秦始皇巡游路线的选择与政治、社会意义等都具有间接的价值指向。

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共藏有350多个品种、781枚秦封泥。在首批申报国家等级文物鉴定的100枚封泥中，有5枚封泥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它们分别是“右丞相印”“廷尉之印”“四川太守”“少府”“西盐”。当时的“右丞相”为辅佐君王的最高行政长官。秦朝的李斯曾担任过“右丞相”，但“右丞相印”是否为李斯所用，至今仍是一个谜。而“廷尉”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另外，“四川太守”即四川省省长，但这里的“四川”不是今天的四川省，而是秦泗水郡，太守是郡一级的最高长官。“少府”就是皇宫事务管理部部长，“西盐”是秦时设于西县的主管盐税的官署。

秦统一六国后，文字上通用篆书，汉承秦制，官府的封泥上使用的也是篆书。在改用隶书的汉朝，普通百姓是看不懂篆书的，这样做就显示出了官府印章的神秘与威严。

封泥的艺术价值

《周礼·秋官·职金》载：“辨其物之美恶与其数量，楬而玺之。”即在财货上压印封泥之制。《云楚睡虎地秦简》中也形象地叙述了印与封泥的关系。“封泥”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百官志》守宫令本注：“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古文献中记录封泥使用情况的不乏其例，但从文物发现的角度，封泥的发现并不太早。直到清晚期，金石学家才确认了曾被误作“印范”的文物为汉代封泥。与之相仿，人们对战国玺印的认识也比较迟。古玺印的收藏与研究虽不晚于宋代，但直到明朝，人们还不能确认其为战国遗物。至清代中晚期，金石学家们才明确地指出“古玺”是六国（战国）遗存。以罗福颐先生为代表的研究学者曾认为，现存古代玺印大多出自墓葬，是随葬品，因而和实用物有相当的差距。而封泥则是实用物的遗存，表现了一个时代实用玺印的制度和文字的真实情况。

封泥的发现与甲骨文一样，都是偶然间为农人首先采集到的。清代道光二年，四川一名农民在田间挖掘山药时，发现一个坑窖，从中起出不少比铜钱略大的扁泥块，这些泥块上都有隆起的文字，看上去十分古奥。农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遂一一拣出带回家中。消息逐渐传开，在当地走门串户的古董商贩将这一百多枚泥块携至京师，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刘喜海、龚自珍以及山西阎帖轩等人敏感地看中了这些有字泥块，认为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金石文物，便各自从商贾手中买回若干枚，珍藏赏玩。

只是，早期学者并不知封泥的用处，一直以为是古时用来铸造印章用的“印范子”。

随着封泥的不断出土，针对封泥实物中所传递的种种信息进行研究，人们对古代封泥的使用范围及使用的方法有了比较具体、清晰的了解。在春秋战国以后长达千余年时间里，官私印章的使用及其征信、标记功能主要是借助封泥这一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可以说，玺印的使用与封泥不可分离，以印封泥，也就是玺印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主要实用意义。

封泥的艺术价值，首先在于它是图案之源，外部形状和篆刻形式到现在基本上还在沿用。由于当时封泥基本上是官府用于公文往来，所以刻得很规整，字的密度差不多，四平八稳、方正规矩，为后世的印章树立了典范。其次，封泥的价值还在文字方面，封泥上的文字多用篆书。秦统一六国后，李斯逐渐推行标准小篆，故封泥文字上通用篆书，汉承秦制，官府的封泥上使用的也是篆书。到了汉朝，隶书出现，但有一个漫长的逐步进化过程，封泥在线条形态、边沿样式等方面为后世篆刻家的取法提供了丰富的参照。经过艺术家的体验和提炼，融形质特点于各自的个性创作中，最终形成了各具风采的表现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