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3-03 17:09:38 来源：中国青年网
本版图片由视觉中国供图
编者按
2022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你期待哪些青年话题被带到会上？面向育龄青年，怎样的支持配套政策最暖心？提振乡村教育，哪些方面需要关注？如何给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一间安稳的住房？大学生到基层服务，怎样匹配良好“软环境”？如何降低青年创业者踏出“第一步”的成本与门槛？正所谓“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这些年轻人关心的话题，也正是国家最高议事殿堂关切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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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减负：这些形式主义让人疲于应对
凌晨
2015年，我通过招考，成了一名乡镇公务员，至今，连头到尾，工作6年有余。从当初的意气风发，到后来无能为力时的抑郁苦闷，再到现在的脚踏实地，一路走来只能感慨基层工作的不容易，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工作是真的“事少钱多离家近”。
“基层减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一般县乡两级就属于基层，但县乡两级实际区别很大，除了乡镇层面，村一级也承担着一定的行政工作事务。从工作内容上看，基层乡镇工作可以划分为日常工作、重要的阶段性工作、紧急工作三类。
日常工作主要是对接上级部门安排下来的活儿，比如办公室办文、办事、办会，负责劳动保障的人要收缴居民养老费，做好60岁以上人群每月养老金的发放、领取资格的确认、未就业人数的统计等。其他乡镇部门则要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处理各种鸡毛蒜皮、鸡飞狗跳的小事。
重要的阶段性工作是指需要持续一段时间的任务，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没有专门的机构、编制，多以现有部门和人员为基础，组成较为灵活的团队。比如今年是换届之年，村支两委换届和各级各部门的换届工作重叠，工作量非常巨大。毕竟，领导班子的换届调整，关系着后续工作是否能顺利进行，关系地方的发展和稳定。选举不只是“选举”两个字这么简单，包括印制、发放选票，派工作组进行监督选举等工作，都需要基层干部拿出耐心，反复核对。
紧急工作很好理解，比如处置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或者其他类型的突发性事件。这类工作偶然性大，但十分考验基层政府的执政水平、应对能力。
基层工作琐碎冗杂，但就像毛细血管之于人体一样不可或缺，这也是基层工作的实际特点。在简政放权的背景下，从用人成本和行政效率的角度考虑，行政部门的数量和部门内的人员增加的可能性很小，不可能一味贪大求多。田间地头、乡间小路、家长里短，工作内容决定了基层干部不可能简简单单就把工作处理好。
随着时代发展，农村的格局悄然发生着改变。比如，农村地区常常存在土地纠纷，有些百姓讲道理，有些百姓认死理，再加上总有不讲理的人，事情就容易变得复杂。纠纷处理不好，就会成为压在工作人员心头的一块石头。国家地广人多，社会法治进程中会有各类纷繁复杂的纠纷，我们不可能全部依靠诉讼解决问题，基层调解非常重要。但调解考验着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储备、待人接物的能力。因此，既要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又要周旋于各种人际关系之中，把法律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能接受的生活常识，压力怎能不大？但“减负”依然是必要和可能的。
以文件传达文件精神、以会议贯彻会议内容，是比较常规的操作，省市县下发了文件、召开了会议，起码说明文件和会议的重要性，但需要以高效的会议将会议精神传达，以简洁的文字将具体事情说明白。当然，文件和会议的传达方式如果成为惯例，是不是意味着有的会议和文件可以省略，相应的工作安排是不是也可以化繁为简？
往往是，省一级下发了文件，附有相应的表格，市县转发或吃透精神后再发，就可能在原有表格上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一般情况是增加需要统计的内容，最后到乡镇，可能出现三个不同的表，三者间的内容大概类似又不完全相同，有些数据是否真有必要统计？
一个部门需要某一方面的数据，另一个部门也需要某一方面的数据，但有些数据是重复的，却因为统计部门的口径不一致，需要基层反复进行数据统计。因此，上级部门之间能不能信息多跑路，让基层干部少些重复工作？
还有各种投票，一个项目，安排了几个投票的渠道，包括但不限于微信、App、网站……每人还不止1票，多出的票数意义何在？可能是能增加投票平台的粉丝。说到这，基层工作人员经常被莫名其妙地“组织”去关注一些公众号。放眼一些出名的政务号，都是把内容先做好，自然而然就吸引到粉丝。
基层离老百姓很近，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意味着我们的工作不可能轻松。但我还是希望，能够借助技术手段，探索更加高效合理的管理办法，而不是让基层人员疲于应付，也希望政府能下大力气，自上而下地遏制形式主义，减少不必要的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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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生育意愿 年轻人期待更多支持
夏熊飞
我在家排行第三，还有姐姐和哥哥。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就深有体会，自己都没吃什么苦，可父母肩上的担子着实不轻。这让我在很长时间内对生孩子、养孩子都持有一种“恐惧”态度，甚至一度有较为强烈的“丁克”想法。
去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现在她已经过完了周岁生日。体验了一年“累并快乐着”的带娃时光后，当初那种“恐惧”已经被治愈不少，原来孩子的一个微笑、一声“爸爸”真的可以融化一切。不过对生孩子、养孩子的不容易，我也有了更加真切的体会。
对于生二孩，我与爱人一开始是很坚定拒绝的，毕竟一个孩子就已经让我们完全没有了自己的时间，可这样的想法最近也开始有所松动，一方面想给女儿一个伴儿，彼此能相互照应；另一方面，女儿的小伙伴不少都有兄弟姐妹，我害怕她一个人会孤单。
其实，很多生育了一孩后的年轻人，大概都会有与我们类似的纠结想法——有一定的生育意愿和倾向，可现实的压力让人不得不更加谨慎、从长计议。
以我自己为例，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谁来带孩子。爱人休完产假需要上班，请人经济压力颇大，也无法完全放心交给月嫂保姆照看；若放在老家，我们又舍不得，对孩子的成长可能也不好。最后只得辛苦岳母帮忙带娃，这于老人们而言，何尝不是一种“背井离乡”？如果能有足够多、高质量的普惠性托育机构，带娃这个“拦路虎”或许就不会如此可怕。可现实是，普惠性托育机构供给严重不足，现有的托育机构往往数量少、收费高，而且服务质量也不尽如人意。尽管不少地方出台了大力发展普惠性托育机构的政策，但推进的速度还比较缓慢，让我们这些有迫切需求的年轻父母望眼欲穿。
第二个期待，是希望政府能给予更多经济上的实惠。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发放生育补贴，每月500元至1000元不等，虽然金额不大，可聊胜于无，对于缓解一部分经济压力还是有帮助的。只是目前发放补贴的地区还不多，且多限于生育二孩、三孩，对于生育补贴、奖励，可以考虑在更大范围内推行，并且将生育一孩纳入。同时，在税收、购房等方面，也要考虑到二孩、三孩家庭的实际需求，给予相应优惠。
第三个是在落实产假、陪产假、生育假等假期上要更有力度。日前有网友在人民网留言，称“向公司申请育儿假，被告知要等具体政策下来再说”，好政策就当尽快予以落实，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尽早受益，这不仅能解带娃时间不够的燃眉之急，更能进一步解除年轻人生育的后顾之忧。
最后，还有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期待。尽管我家孩子还小，还没到上学的年龄，可孩子的教育确实是年轻父母们高度关注的问题。“双减”的推行有助于缓解家长焦虑，可大家对于孩子接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愿望却不会降低，政府部门在继续推进“双减”的同时，加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和发展，也是提升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必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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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租房的糟心事 维权啥时不再是奢侈品
陈城
今年是我成为“北漂”的第八个年头。在大城市生活，一定离不开租房这个话题。各种媒介上，每年都有关于租房的通讯或非虚构写作，而且数量不少。看似选题雷同的文章，却有各不相同的辛酸。
2014年3月，我来北京实习1个月。暂住的地方，是亲戚帮我找好的。房子位于城北地铁站附近，虽然在高档小区里，但屋里十分破败，大约四室两厅的房子被打了七八个隔断，挤下十来个人。这套群租房大门没有锁，所有人可以随意进出；卫生间十分狭小，马桶大部分时间被堵。那段时间，我每天都是在公司待到临近地铁末班车时间才回去。
就在实习结束的前一晚，群租房里一片混乱，大家都在紧急搬家，因为这处房屋违规被举报，建委第二天要来处理了。于是我和大家一样，深夜拎着大箱小箱，坐地铁搬家。
当年7月正式上班后，我以为有了这次经历，应该算是有点经验能够“避坑”了，但现实依旧泼了冷水。为了找一间正常点的房子，我花了半个月时间看房，进行了各种对比，但还是因为经验不足，中了招。
因为彼时还不知道有正规租房中介的存在，这次租房踩的“雷”有两处，一是在某分类信息网上找的房源；二是遇到了黑中介假扮的二房东。在租约的第四季度，小区物业上门告知，我们租住的房屋已经欠了水电燃气各项费用小10万元。这笔欠款其实已经存在了很多年，联系不上实为黑中介的二房东，小区物业的最后通牒是：再不补齐欠款，就给我们断水断电。
协商多次无果，我只得另找房，在租约到期前一个半月搬走。当然，租金没要回来，押金也没要回来。
之后吸取教训，直接找房东，租了一个老房子，遇到卫生间渗水问题，楼下邻居投诉。联系房东后，房东表示人在外地，让我自己找师傅解决，他实报实销。装修和租房都是“水”很深的行业，只能碰运气找了一名瓦工上门维修。结果施工过程中，堵漏材料进入主管道，导致一楼邻居下水返水被淹，赔偿了3000元。最后只得铲开地砖重刷防水，不仅费用高，而且有一周无卫生间可使用。
这些赔偿和支出，房东并未兑现报销承诺，理由是我搞坏的，责任在我。
后来不想再折腾，选择了正规中介的长租公寓，通过缴纳服务费来换省心，只能说整体相安无事。这期间，帮助一位朋友进行了一次租房维权。
朋友签订合同后还没入住，房东就要卖房，中介想要毁约。在这期间的沟通中，中介各种耍无赖、放狠话。这次鉴于朋友尚有住所且有空闲时间，我建议她向中介机构总部和住建委投诉，最终结果是中介机构按合同赔偿了一个月的房租。
以上四段故事，是我多年租房经历的一部分。可能有人会问，在之前几次遭遇不公平待遇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维权？其实，这恰恰是外地人在大城市租房最困难的一点——缺乏畅通的权利救济渠道。
当前，大城市房屋租赁是卖方市场。虽然承租人可以根据自身喜好和经济能力选择房屋，但由于城市每年涌入人口数量众多，租房成为刚需，导致承租人缺乏议价能力，在交易中处于弱势。一旦承租人的权利受侵害，出于时间、精力等各种因素，用法律武器维权成本巨大，维权之路漫漫。
时间对“漂”一族而言是宝贵的。维权很多时候只能在工作日进行，一次事假好请，但次次请假显然并不现实。因而在现实环境下，很多人明知可以维权，但最终权衡工作和时间精力，选择咬牙放弃。
对于年轻的“漂”一族，最核心诉求并非是租住房屋通勤、配套、环境好，而是畅通的权利救济渠道。在当下，只要愿意多花钱，一定不愁租不到好房子。但这其中的溢价是由于承租人难以维权造成的。解决这一问题，显然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全国两会在即，这应该成为关注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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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乡村孩子享受更好的亲子之爱
包丽敏
我跟小云（化名）唯一的一次接触，竟然是让她在我怀里哭了一场。
那是去年的最后一个月，我跟随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去了甘肃平凉，在当地几所乡中心小学和村小学，给那儿的家长们做讲座，讲亲子之间怎样进行有效、有爱的沟通。
讲座后，小云的妈妈跟我聊了会儿，说到孩子学业落后，不懂的地方又不好意思去问老师，让人犯愁。聊完，我一转身，就看见小云僵直地站在一旁，小小的身体裹在宽大的棉服里。再一看，她两眼通红，眼泪在眼眶里拼命打转。
我一下感到心疼，赶紧走过去，问她：“我可以抱抱你吗？”
她默许了，把头埋在我胸前不出声地流眼泪。
我轻轻地问她：“你是不是觉得妈妈刚刚是在批评你？”
“不是。”她抽泣着说，“其实我本来学习挺好的，但后来妈妈出去打工了，现在我跟不上了……”
她先是默默地哭着，接着就开始呜呜地哭，哭得身体一抽一抽，哭得不能自已，仿佛根本停不下来。
我知道，妈妈外出打工三四年未必就是她学习下滑的唯一原因，但我也知道，对一个小小的孩子来说，这个因素的影响有多大。我感觉她像是要把她所有的委屈、惶惑、无助，还有许多说不出来的情绪都哭出来，把她小小的心灵所承受的种种压力和困苦都哭出来。
这一天，正好是小云的生日。
某种意义上，这个小女孩哭出了乡村很多孩子生活中一个普遍的困境：父母常年在外务工，他们缺少父母足够的陪伴，亲子间缺乏足够的情感联结；当他们经历成长路上可能或必然要经历的挑战与困难时，也难以得到来自父母的及时支持和帮助。
小云妈妈因为觉得对不住孩子，最后艰难地作了一个决定，辞了工回家照顾孩子。然而，她又面临另一重困境——即便现在每天都能陪在女儿身边，她却苦于找不到有效的办法来抚慰女儿，不知道怎么才能有效地支持女儿走出眼下的困难。最后，她只能叹口气说：“唉，都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
这也是一个真实而普遍的困境：当面临养育中的各种难题，乡村的父母们往往束手无策，找不到既有效、又对孩子身心成长有益的方法。
在几场讲座当中，我问现场的家长，都有哪些难题让他们感到棘手。这些家长既有像小云妈妈那样已经返乡或暂时返乡的，也有常年留守在家照顾孩子的父母，当然还有很多是爷爷奶奶们。
他们的难题普遍集中在这些：孩子学习困难或者抵触学习；孩子玩手机、看电视、打游戏停不下来；孩子叛逆，家长的话听不进去；什么话都说过了，甚至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是没用……
一位年轻妈妈无奈地说：“怎么现在的孩子比我们小时候难管多了！我管不了了！”即便是在座的一位当过几十年乡村小学教师的爷爷，面对他就是不肯写作业的小孙子，也是一筹莫展。
我知道，当孩子们学习困难或不愿学习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笨，也不是因为他们懒或不好学，而多半是因为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关。这些难关不那么显而易见，需要有人从旁观察、解读，从而给予有效的协助。这个工作，有些时候可以依靠老师，但还有很多时候，则需要父母。
我也意识到，当有些乡村的家长对孩子似乎表现出不管不问的消极态度时，那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对孩子不上心，而很可能是他们跟孩子一样，遇到了让他们一时无措的难题。他们需要一些有效又有益的策略和方法。
讲座中，有位年轻爸爸让我印象深刻。整个讲座过程他都听得极其专注。讲座后，他告诉我，家里有三个孩子，他和妻子一直很苦恼，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他们。对于我在讲座中分享的亲子沟通方法，他说：“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反正我差不多都听明白了，回家就试试。”
跟家长们短短几天的接触，让我感受到乡村或多或少有着这样的需求：需要既科学又好用的家庭教育方法和指导，助力他们应对养育中的难题，帮助他们更好地去爱孩子、支持孩子。
无论是在远方务工，还是在家乡陪伴孩子，好的家庭教育方式都有助于改善亲子关系，有效地帮助和支撑孩子应对成长中的种种挑战。显然，对于乡村父母而言，这一课明显有欠缺。而在这方面，公益组织往往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要做的，或许就是支持和吸引民间机构，以“柔性”的力量，让更多父母懂得如何教育孩子，在孩子在哭泣、无助的时候，有一个愿意倾听、给予理解的怀抱，有人可以陪着他们一起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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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家政策扶持 “新农人”才敢闯敢创
李思鹏
我看过夏天的栗花，也见过秋天丰收的栗树。这两个朴实无华却又独具美感的场景，几乎是我儿时的全部记忆。而这也是我的家乡北京怀柔的主导产业——怀柔板栗。5年前，我告别了按部就班的生活，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选择成为一名“新农人”，和家乡人一起走上了创业之路。喜欢吃栗子，热爱家乡的风土和大地，可能是我最大的动力。
2017年，我的板栗事业在怀柔渤海镇正式起步。对于这片土地，我早已十分熟悉，但经营一家公司，对我而言却是一段充满未知的探险旅程。喜欢探索未曾见过的风景，或许正是我喜欢的生活方式。幸运的是，刚一入行，我就赶上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热潮。社会气氛的烘托与政府政策的支持，让初涉征途的我备受鼓舞。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认真思考了自己创业的意义，以及我在这一行业的优势。农村创业的第一件事，就是思考如何打造闭环。因此，我将攻关重点放在了怀柔板栗差异化上，以此为产品打开销路。也只有脚踏实地把栗子种好、卖好，22万亩栗树的千年种植史才能在我手中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守护。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各类好的农村创业政策，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五大振兴”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农业稳步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稳”字当头指明了当下发展的节奏，也让我们这些返乡创业者看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如今，全国两会在即，希望国家能加大对创业议题的关注力度，为更多有决心、有方案、有资源的创业者尤其是青年创业者创造机会，降低创业者踏出“第一步”的成本与门槛，让他们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敲门砖”。具体到农业创业领域，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都是“十四五”规划期间的重点工作方向。作为一名创业人，我相信努力与坚守必将带来回报，而国家政策对农村创业的支持，也将为我和所有同行注入更有力的信心。
创业听起来是个大词，但具体做起来，免不了要在细节上较真。刚开始创业时，我们发现：当地栗农的主要销售方式，就是把栗子卖给当地的倒货商，根本没有明确标准。于是，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订《老栗树保护价购销合同》，明确购销标准，实现优质优价，这一做法既为栗农提供了保障，也让我们购得板栗的质量有了明显提升。听着乡亲们的叫好声，我的成就感也油然而生。与此同时，将农产品精深加工这一“二产”和农企创意转型这一“三产”有机融合，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让我们付出了大量心思。要讲好怀柔板栗的“故事”，既需要把握产业融合这条主线，也需要对市场有具体、细致的观察。
幸运的是，我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同努力。他们原先大多都在城区有体面的工作，但他们不甘所谓的“稳定”，而是希望回到家乡，用自己的双手去探索、追寻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如何让更多有心创业的年轻人能够没有包袱地追求自我实现，也是政策的作为空间。
上有国家政策应和，下有“创客”努力开拓，年轻人就能更好地为国家和故乡贡献力量，在创业的奋斗中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编辑：杨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