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27 22:48:48 来源：人民网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金李。本人供图
中国青年网北京5月27日电 (记者 王海 吕雪慧)“我们持有的外汇加起来超过3万亿美元，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而储备外汇行为本身，有一层目的就是以应不时之需。”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金李递交了《关于妥善应对部分外企撤资压力》和《关于复产复工的新思路》两份提案，均提到“启用部分外储”作为财政及金融政策的补充应对手段，备受各界关注。5月25日晚，金李委员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专访，就两个提案以及“启用部分外储”建议的背景、目标、逻辑和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他强调：“启用部分外储，是为解那些已在‘生死存亡’边缘的企业与个人的燃眉之急。”
“外资撤离”只是鼓噪并不普遍
但如果真有企业要撤，可购买其资产
最近一些西方政客和外媒大肆鼓吹外资企业正大规模从中国撤离。对此金李委员认为，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他说，大部分的外资企业在中国都获得了非常好的体验，大部分经营情况都不错。当然，不排除有极少部分考虑撤离。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因为各种原因，在舆论出现前就已经开始考虑撤离中国市场，再有就是疫情在全球进一步扩散后，受到西方政客“脱钩”鼓吹影响考虑撤资的一类。但是我绝对不认为这是普遍现象。
金李委员认为，如果出现外资撤离，主要的压力来源是少数西方政客。随着疫情发展，部分西方政客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把疫情政治化，把中国作为它国内矛盾的替罪羊、出气孔，这种做法事实上加剧了部分外国在华企业的经营压力。
他说，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以良好应对，叠加疫情效应，部分西方政客继续对外国在华企业施加压力，有可能会对我国经济产生进一步影响。因为外资撤离是对国内产能的破坏，外资企业通过进出口活动，在我们的GDP中占有相当大比例。再有，由于我们很多出口是由外资在中国进行投资运作的企业去实际实现的，所以如果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活动被扰乱，有可能会对我们的出口带来一定冲击，并对我们的就业产生一定影响。
金李委员认为，我们要从几个方面要去做。
第一，应该旗帜鲜明亮明我们的态度。中国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内外部环境和压力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态度没有变，我们只会更大力度地开放，并以开放促改革。
第二，如果出现更严重的压力，有一些外资企业属于本国看重的敏感技术或是受到本国政府政策上的压力或蛊惑，被迫要撤，在解雇员工、变卖资产时，与其拆个七零八碎当废铜烂铁卖掉，不如打包已经相对成熟的生产线、研发中心、专利、商标、国内外供应链体系、人力资本等卖给我们有能力接手的民营企业。这个时候政府可以利用信息优势，帮他吆喝吆喝。如果民营企业因为疫情冲击心有余而力不足，政府可以动员有条件有能力的国企，做一个最后的兜底安排。
对此，金李委员补充：为什么要尽可能把退出的外企的资产打包购买?一般来讲，外企在国外有非常强大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又经过若干年的磨合，已经是优化过的企业。我们买下来之后，直接就可以跟它原有的全球供应链体系链接起。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把它留存下来，让他在我们的企业里有一定的股份，就能变成我们的利益相关方。
购买撤离外企资产的钱从哪来?
可以考虑部分启用我国的外汇储备进行支付
金李委员认为，如果外资打包变卖了资产，我们可以给出两个选择，拿钱走人再不来往，或者是在企业价值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的前提下，将变卖在华资产的钱转为股权，继续投资在卖出的企业上。
他说，背后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条：
首先，近期几乎全球经济都受到极大影响，尤其很多国家量化宽松以后，资金在暂时找不到太好投资的前提下，极易贬值。
其次，如果外资来到中国投资，就是看好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承认中国市场的价值，也确实从中获了利，如果将变卖资产的钱转为股权，那么自己将还是原来企业的部分拥有者。
再有，如果采用投资入股的方式，这种措施在外资本国政府也好，社会舆论也好，应该不会有特别强烈的反应，因为只是在中国有一笔金融上的投资而已。
第四，如果外资企业本国非常极端，要求企业不仅要回来，也不能在中国做股权投资，在疫情大背景下，企业已经很艰难的情况下，购买外资企业的钱要从哪来?这就可以考虑部分启用我国的外汇储备进行支付。
金李委员说，我们目前在美国已经有1万多亿美金的外汇储备是直接投在它的国债上，但这个钱直接地从美国市场一下抽走，比较困难，很容易授人以柄，但如果用美国国债购买外资撤离时留下的资产，不失为一个比较正当的理由。
“部分启用外储”聚焦哪里?
解“生存”受威胁的企业与个人的燃眉之急
金李委员《关于复工复产新思路》提案中“新思路”究竟新在哪里?金李教授解释：所谓“新”，是对现有政策的一种有效补充，这个提案共提到两个方面，一个是保内需，一个是保外需。
他说，疫情阶段全球供应链重整有巨大不确定性，我们未来发展经济应首先着眼国内，提振内需。近期，像餐饮、文化、服务、家政等领域受到很大冲击，这些直接导致我们部分居民出现失业、收入下降等各方面问题，甚至有个别居民的生计都出现了困难。现在我们已经出台了很多政策，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比如消费券，比如新基建，但它们各自也都有一些不足之处：
新基建直接惠及的是国企或是大型企业，而中小微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直接受惠比较有限，而且新基建作为投资，并不能直接刺激消费，与最急需帮助的贫困人口、低收入人群的消费保障并不直接;
消费券各地都在试点，对熟悉网络、身在城市的人来讲，是非常好的降低生活成本的工具，但对于一些不熟悉网络、身处乡村、没有使用场景的真正困难的人来讲，可能作用有限。
金李委员说，而“复工复产新思路”提案的“新”，是我们确实到了“部分启用外储”，利用手中的数据和技术找到、聚焦那些最困难的、在前期其他政策中没有得到太多直接受益、没有根本解决最基本衣食住行消费的人群和企业的时候了。集中财力、精准帮扶，而不是针对所有群体撒胡椒面。
关于具体解决办法，金李委员说，对于遇到极大困难的个人，拿出部分外储作为专项资金，在这段时期里给这部分最困难群众提供义工等工作机会，承担免费三餐，解决吃饭问题;由国家暂时报销水电房租;由国家暂时承担交通费用等最基础的支出等等。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需求，刺激内需，从而进一步促进国内生产企业的复工复产。
金李委员说，由于受国外疫情持续的影响，我们的外需下降的更厉害，并且影响到了我们的出口企业和它们的上游企业。
他说，我们可以仔细甄别那些因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混乱而陷入暂时困难、并且有价值进行帮扶的出口企业，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通过查看这些企业过去的商业合同、海关报关单、银行流水等方法，适时、适当地使用外储，帮助他们解决失去订单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是采买订单而不是发钱?因为这样可以尽快推动全面复工复产。企业恢复了正常运作，员工、管理层和投资人的工资和财产性收入就会源源不断，也会反过来提振消费内需。
金李委员强调，救活优质出口企业非常必要，如果企业因疫情影响不存在了，除有形资产的损失外，长期建立的各种无形资产，比如它在境外的商誉、知名度、经过了若干年磨合形成的有序的国外供应链等都会随之消失不见。
而政府采买后如何消化这些订单的问题，金李委员认为，政府通过救助企业获得的订单物资，可以一部分以救济物资的形式直接在国内发放，一部分作为新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资源储备，还有一部分用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帮助。
储备外汇是为不时之需
测算出最优动用规模实施精准帮扶
启用部分外储背后的目的、逻辑和方法是什么?金李委员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强化对稳企业的金融支持，尽力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我的两份提案中都提到的‘启用部分外储’，其最终目标是解决疫情大背景下个人与企业‘生存’受威胁的问题。
他说，我国的净出口(即出口超过进口部分)获得的外汇，通过出口企业结汇上缴人民银行，最后结存为国家外汇储备。现在我国的外汇储备总规模大约是3万亿美金，储备外汇行为本身，有一层目的就是以应不时之需。所以现在对外储进行为何用、何时用、怎么用的研究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在他看来，疫情叠加国内经济形势、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少数西方政客不负责任地推销“脱钩”概念、美国持续无限量化宽松美债不断贬值等诸多不利因素正摆在我们眼前，这是几重叠加。所以此时不用，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不时之需”?
金李委员提到，针对启用外储，有声音提出可能会使人民币汇率震荡、对资本市场也会产生影响。这两个可能出现的结果都非常值得重视，但是，我们要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汇率和资本市场影响最终归根结底是金融对国家的信心。就像我们今年GDP不设增速目标，除了内外部情况复杂无法充分判断之外，更体现出我们不愿被短期数据束缚住手脚，不想用“虎狼之药”进行不利于长期发展的刺激。
他说，随着国民素质的提升，虽然投资时老百姓关心短期数字，但从趋势来看，他们更关注政府对经济的长期驾驭能力，这是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是怎么让老百姓提升获得感，实实在在体会到国家治理带来的好处的能力。人民的获得感是短期的数字不能带来的，但就业情况、脱贫状况、生活环境可以。最近很热的一个词汇是“应出尽出”，这不仅是政府在应对方法上的保证，更是底线思维的外化体现。如果因“部分启用外储”出现汇率、资本市场波动会引起部分投资者的不理解，但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会发现，市场基本面会持续好转，没有什么比之前更坏的消息了。
金李委员评论，坦率地说，中国的经济恢复现阶段显然快于欧美。在接下来的几年间，我们的增长速度也很可能会领先于全球。汇率也罢资本市场价格也罢，最终反映的是基本面的信心。所以，如果我们应对得当，经济企稳，我们只会更快“收复失地”，甚至还会使我国经济迈入更实际、更高质量的发展轨道。
那么，究竟动用多少外储合适?金李委员说：我觉得测算出最优的动用规模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需要大量官方的精确数据，希望国家可以根据提案方向结合数据进行研究，在充分平衡各方考虑后，得出一个可以使得外储更加安全稳定、又在关键时刻可以惠及民生的部分，帮助经济恢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对“生存”成问题的、最急需的人群和企业给与最精准的帮扶。
编辑：张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