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与中国市场共成长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和跨国投资的主导力量，跨国公司投资中国40余年,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了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融合,深化了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重塑,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外商投资推动了我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了思想观念更新、政府职能转变和宏观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为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由外商投资形成的外资经济在中国市场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税收、就业、技术进步、管理学习、结构升级、市场拓展、对外贸易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升级。习近平主席指出，在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跨国公司作为重要的参与者、见证者、受益者，发挥了积极作用。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面临严峻挑战。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形势向好，经济持续复苏，不少外资企业在我国市场赢得较好局面。积极进取的新品上市计划、持续加大的研发生产投入、不断增加的跨国公司总部……种种行动更展示着外资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

现在,跨国公司的产品深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众多角落,从工业制造到商业零售,从我们的吃穿住行到文化娱乐。

1978年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从挑战到遵循，在遵循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中获得我们最大的利益。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

快速成长的中国市场，给跨国公司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的改革开放，为跨国公司全球布局、寻求增长提供了“中国机会”。

1978年12月13日，在新中国成立后绝迹了近30年的可口可乐和中粮总公司达成协议：重返中国。3天后，中美宣布建交。又过了两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可口可乐的第一个合资项目从备忘录到最后签定合同，与中国政府谈了3年。合资谈判谈得更长的则是德国大众和上海汽车集团，从1978年一直谈到1984年。

大众汽车，是中国汽车现代化工业的时代先行者。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1978年，我国累计生产汽车140.16万辆，其中小轿车只有1.49万辆。

1978年，一个由中国政府代表组成的团队踏上陌生的德国，开始了寻找对外合作的机会。

1981年1月，大众汽车集团代表团一行7人分赴北京和上海洽谈合资项目。

1983年4 月，在中国生产的第一辆大众汽车——桑塔纳轿车在上海组装成功。

1984年10月,大众汽车在中国的第一家合资企业——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奠基成立；1991年2月,大众汽车在中国的第二家合资企业——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早已成为大众汽车集团的“第二故乡”，大众汽车集团在华经营范围包括汽车整车、零部件、发动机以及变速箱的生产、销售与金融服务等，大众汽车集团旗下的大众汽车品牌奥迪、斯柯达、西雅特、宾利、兰博基尼、保时捷和布加迪等均在华开展业务。

至今，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在全国的生产基地已达到23 个，并在上海、长春、大连、南京、仪征、成都、佛山、宁波、长沙、乌鲁木齐和天津等33个城市进行车辆及零部件的生产。

2019年大众在中国市场的表现仍旧亮眼。财报数据显示,大众集团从中国合资企业获得的营业利润为44亿欧元(约合人民币340亿元),占比总体利润的近三成。销量方面,大众2019年的在华销量达到423.36万辆,同比增长0.6%。中国市场占到了大众集团全球总销量的38%,几乎和整个欧洲市场的销量相当。

大众在中国市场取得的成功，离不开其对本土化战略的深入探索。“我们正在进一步强化中国本土研发能力，实现‘在中国、为中国’的发展战略，从而更好地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我们将不再依赖于从欧洲引进解决方案。事实上，在某些领域，我们将为世界其他区域开发相应技术。”大众汽车集团（中国）CEO冯思翰博士表示。

改革开放初期，外资集中投资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国第一批跨国公司投资项目，北京航空食品公司、北京建国饭店公司、北京长城饭店公司、北京迅达电梯公司、天津王朝葡萄酿酒公司、天津威娜宝洗发用品公司、天津奥的斯电梯公司、天津大塚制药公司、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北京吉普汽车公司、新疆天山毛纺织品公司等。这些项目虽然普遍投资规模不大,在经营初期也曾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最后都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为跨国公司投资中国发挥了良好的引领示范作用。

而像大众这样的先行者还有很多，通过合资企业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并促进落地，以制定相应的行业标准并接轨全球，为整个行业建立起有竞争力的研发体系。

任何一家有着雄厚实力和丰富经验的业界巨头，尤其是已经成功在中国站稳脚跟的跨国公司，都想及早走向独立，换来自由身，独享巨大的利润空间。跨国公司在熟悉了中国市场后，利益的驱动加速了跨国公司与中国本土企业的“婚姻”走向终结，“利益”决定了“离异”。

——中欧工商管理学院宫惠民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跨国公司最初进入中国，由于投资政策的限制等原因纷纷选择了合资与合作的方式。然而在市场实际的操作运行中，他们渐渐发现作为一种投资策略，合资的成本是高昂的，合资公司的效率却是低下的。

跨国只有完成独资改造，才能提高投资公司的收益，也才能从机制上改善投资公司的运营效率。只有完成独资的时候，跨国公司才能够将其最新的技术、最新的管理与经验拿到中国市场分享，才会将其更高端的产品与生产制造技术转移过来，并采取全球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对技术进行无障碍保护。

随着相关法律法规逐步与国际接轨，外商独资企业经营领域进一步放宽，投资环境日益完善，服务体系逐步健全，外商对我国相关政策措施和环境更为满意，更倾向于设立自主、灵活的外商独资企业。198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成为开放引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恰好就在这一年，中国开始了复关（关贸总协定，WTO前身）谈判。《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主要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出口型和先进技术型的外企来华投资。当时国有企业普遍缴纳33%的所得税，而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享受10%-15%的企业所得税。

1986年出台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之后，外商投资的生产性项目及产品出口企业大幅增加。

在华的跨国公司正在上演着“合资变独资”的大戏。1992年12月，德国汉高、德国发展银行与天津合成洗涤剂厂成立合资企业，中方占70%股份，汉高占20%股份。经过1993年、1996年和2001年三次股权变动，中方的股份降到45%、20%直至完全退出。2001年8月，汉高又收购了德国银行10%的股份，天津汉高成了外商独资企业。

美国宝洁更是由中外合资企业变为外商独资企业的例子。1988年8月，美国宝洁与广州肥皂厂、香港和记黄埔（中国）有限公司及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进出口公司成立了其在中国的第一家合资企业——中美港合资广州宝洁有限公司。此后，宝洁公司陆续在各地设有十几家合资、独资企业。1998年12月，广州轻工集团下属子公司广州浪奇实业股份公司将所持有的广州宝洁下属子公司广州宝洁洗涤用品有限公司的12%的股份和360万美元的债权，全部转让给宝洁和记黄埔有限公司。2000年6月，宝洁（中国）有限公司提前终止了与北京日化二厂的合资，将其1994年设在北京通州的合资洗衣粉生产厂变成了外商独资企业。此后不久，美国宝洁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广州宝洁（1988年成立）也基本完成了从控股到外商独资的转变过程。

独资企业在提高自身技术水平的同时，必然会带动相关产业的技术水平。独资加剧了内资企业的优胜劣汰，增强国内本行业的竞争实力，为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提供了良好契机。

几乎没有一家美国的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方式、某种程度的兼并与收购成长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能主要依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J.斯蒂格勒

20世纪90年代初，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投资的模式开始出现。1992年4月，香港中国策略投资公司收购了山西太原橡胶厂，从而开创了改革开放以后外资在华并购的先河。

2001年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2003年《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这一切为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开展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自2000年以来，跨国公司直接并购中国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的案例开始逐步增多。并购目标企业集中在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家用电器、食品、日用品等在中国国内生产能力已发展较为成熟的行业），并购类型大都是横向的，并谋求绝对控股。

并购方式多种多样，有直接控股参股，也有间接收购，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北旅模式”，A股市场协议收购法人股份，即通过协议认购内资法人股。1995年8月9日，北京北旅发布公告称，日本五十铃自动车株式会社和伊腾忠商事株式会社通过协议一次性购买北京北旅未上市流通的法人股4002万股，占北旅总股本的25%，成为北旅的第一大股东，日方同时承诺，所持股份8年内不向中国境内法人或个人转让。此举的意义，就在于创造了一个我国上市公司法人股转让的先例——向外商协议转让。

“赣江铃模式”。即协议收购上市公司拟发行的B股。在“北旅事件”发生10天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另辟蹊径，与赣江铃达成协议，以4000万美元购买赣江铃新发行的B股股票的80%，占新股发行完后赣江铃总股本的20%，从而成为赣江铃第二大股东。

“福耀模式”。即收购国内上市公司原外资股东股权。1996年3月，法国圣戈班间接控股福耀表明了外商控制我国上市公司的新动向。出于进军我国玻璃市场，继而开拓东南亚市场的需要，法国圣戈班工业集团于1996年3月在香港收购了福耀玻璃两家发起法人股东——香港三益发展有限公司和香港鸿侨海外发展有限公司，从而间接持有福耀42%的股份，取得了福耀第一大股东的地位。

跨国并购带来外资的流入和跨国并购企业的良性运转，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保持繁荣的重要源泉之一。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的许多重要领域，跨国公司的产品也已占据国内1/3的市场份额。

外企投资从其他市场转移到中国市场的原因  资料来源：华南美国商会《2019中国营商白皮书》

《跨国公司投资中国40年》报告指出，自1978年至2018年，中国实际吸收外商投资2.1万亿美元，为全球最大的外商投资东道国之一；2018年中国吸收外商投资1349.7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企业数不足3%，但贡献了近一半的对外贸易、四分之一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及利润、五分之一的税收收入和13%左右的城市人口就业。

庞大投资额背后，是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是中国与世界同享发展成果的历史性机遇。

“身在中国，心为中国”，跨国公司正逐步从企业经营延伸至社会公益，以坚定的公益之心为中国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跨国公司在发展的同时，也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经济一体化,客观环境资源短缺,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影响尤为显著.由此引发世界范围内企业对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关注,因此随着企业的发展,其社会责任意识也持续增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也已逐渐发展成为衡量企业综合水平的标杆之一。

20世纪90年代初，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市场开始出现，跨国公司开始向全球公司转型。全球公司比过去的跨国公司更加注重企业全面的责任，即不仅强调企业为股东价值最大化负责，而且强调社会与环境责任。

身在中国，心为中国，跨国公司正逐步从企业经营延伸至社会公益

跨国公司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了经济发展；还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创新，在中国广泛深入地开展社会公益慈善活动，并设计出一大批有品牌、创新度高、可持续性强、参与广泛的公益项目。

在华跨国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在教育、医疗、水资源保护、绿色发展、节能减排、帮扶贫困等方面均力争走在前列，发挥正能量。

笔者长期关注的德企菲尼克斯（中国）可谓践行社会责任与中国社会共生的典范。1994年，刚刚成立的菲尼克斯（中国）就开始关注中国的希望工程，并资助了第一个项目。该公司总裁顾建党认为虽然项目不大，但却是企业价值诉求的体现，“与公司规模大小没有关系，只要有心为社会创造价值，我们完全可以为这些希望小学或者周围一些需要帮助的学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

1999年，菲尼克斯（中国）成立回报社会小组，先后在江苏、宁夏、甘肃、云南、山东、青海、内蒙、新疆等地援建8所菲尼克斯希望小学，在西藏那曲地区资助2所偏远贫困学校，在南京资助2所民工子弟学校。2007年，菲尼克斯（中国）加入江苏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大学生圆梦行动，累计捐资帮助贫近400位寒子弟圆梦大学。2011年，菲尼克斯（中国）创始人李慕松和现任公司总裁顾建党以及管理团队资助的“慕松爱心基金”和公司专项资金资助的“回报社会基金”正式成立。

2018年，菲尼克斯在的员工分享活动出现了一位特别来宾——来自新疆新和县的祖拜代姆·麦麦提。2006年，祖拜代姆的母校——由菲尼克斯（中国）援建的新疆的新和县菲尼克斯希望小学正式落成，当时三年级的她是这一项目的见证者和受益者。2007年，菲尼克斯（中国）创始人李慕松和现任公司总裁顾建党邀请菲尼克斯希望小学的老师和学生代表到南京参加“小小自动化工程师”活动，祖拜代姆是其中一员。南京之行让她下定决心用功读书、学好汉语，将来考上大学。2016年，祖拜代姆的心愿成为现实，她已是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一名学生，而且在她的影响下，两个妹妹也分别考上了大学和高中，一步步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菲尼克斯（中国）发起的公益项目诞生了不少像祖拜代姆一样美好的故事。希望小学是菲尼克斯（中国）践行社会责任的起点，最初的公益项目和公司业务并无很大关联，但菲尼克斯逐步探索将社会责任实践更好地融入自己的商业模式中。

菲尼克斯在近100年的成长历程中，形成了“独立自主、创新创造、信任伙伴”的企业文化，其中“信任伙伴”是指基于相互奉献、友爱和诚信，以长期共同利益为导向，建立与员工和所有相关方的信任伙伴关系，推动共同成长。菲尼克斯（中国）一方面继承了母公司的文化精髓和“向善”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坚持100%本土员工和100%本土管理。在扎根中国的日子里，菲尼克斯（中国）与中国本土环境产生了深刻的联结，形成了对社会责任的独特认知。从成立之初，该公司就坚守“信任=责任”的理念，致力于服务中国产业发展，推动产业进步。

总裁顾建党说：“信任机制不是礼貌的相信，而是战略互动，是对责任与使命的深层理解。如果一个企业是赚钱的，但没有为社会创造真正的价值，或者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这对于菲尼克斯人来说是失败的。企业的成功如果建立在牺牲社会价值的基础上，这样的商业模式有可能存在，但一定不是菲尼克斯。”

今年1月底，德国菲尼克斯集团公司发出特别通知，启动一级响应机制，优化全球供应链，为中国公司提供相应物资，并全力支持中国公司为抗击疫情所做的一切举措。在极短的时间内，菲尼克斯（中国）先后向武汉华科同济医院和协和医院定向捐款共计130万元，用于采购医用物资和关爱医生食宿；为武汉“雷神山”医院部分项目配电系统捐赠部分高品质产品；捐款20万元参与“关爱南京援鄂医护人员项目”该项目将为相关医护人员每人提供5000元感谢金；员工爱心捐款38.5万元，用于采购各类医用物资，定向捐给湖北和南京的相关医院；为德国华侨捐赠价值7万元的口罩；为德国菲尼克斯集团、日本公司、韩国公司、意大利公司支持口罩等防护用品，共克时艰。

在“为社会创造价值”这一使命的引领下，菲尼克斯（中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从来不局限于慈善活动，也不局限于单个领域的资源投入。除了捐资助学、支持福利院、抗震救灾、抗击新冠肺炎的捐款捐物等，多年来，他们还秉持为产业链、商业环境、环保和所有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的社会责任；秉持着教育改变世界、改变命运的初心，菲尼克斯（中国）以教育作为践行社会责任的重点。从最开始的援建希望小学到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再到与多所大学全面产学研的合作发展模式；从最开始的设立奖学金，到培养技能、实验室建设，再到帮助学生了解前沿的产业技术，菲尼克斯（中国）对教育的投入随着企业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如今该公司在教育领域的布局已突破慈善捐赠的范畴，和菲尼克斯（中国）的商业模式、技术进步结合起来，成为当前公司的战略聚焦。菲尼克斯（中国）践行社会责任的行为也赢得了不少认可。2010年，菲尼克斯（中国）被评为“中国社会责任优秀企业”；2012年，被评为 “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先进单位”；2019年，获得“中欧校友社会责任优秀奖”……

去年，三星发布了外企在华首个精准扶贫报告。重点阐述了中国三星2018年发布扶贫新战略——聚焦“精准扶贫”、兼顾“科普创新”后，在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体育扶贫等多领域，支持三区三州、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阶段性成果。

据悉，“分享村庄”是中国三星在“精准扶贫”国家政策驱动下，基于“分享经营”理念打造的产业扶贫项目。河北南峪村“麻麻花的山坡”是中国三星树立的产业扶贫样板基地，该村曾是环首都地区典型的贫困村，2016年，三星分享村庄落户南峪，通过“景区带村，能人带户”的精准旅游扶贫模式，配合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配套扶持等措施，南峪村2019年初已提前实现脱贫摘帽的目标。该模式在陕西扶风村、贵州白岩村等地迅速复制。

菲尼克斯陆续在边远地区援建8所菲尼克斯希望小学

同时，扶贫先扶智，中国三星分享村庄村长访韩项目应运而生。2019年8月，10位来自分享村庄的村长首次走出国门，赴韩交流学习农村发展经验，也是中国首次有贫困村村长赴海外参加学习交流活动。通过实地探访和考察调研，村长们得到的远不止课程本身，更多的是观念的改变，也为今后村庄产业创新发展、村民脱贫致富注入源头活水。村长访韩项目是中国三星“分享式”扶贫模式的再一次创新，为中国农村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市场责任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跨国公司入华以来，正积极融入中国，审时度势，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在为中国经济腾飞贡献力量。

世界银行2020年 《全球经济展望》 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GDP将萎缩5.2%，发达国家萎缩7%，但中国将逆势增长1%，成为唯一正增长的经济大国。面向未来，外资企业正在中国开展全新的布局。

2011年，中国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首超制造业。今年前7个月，以研发设计、科技服务、检验检测服务为主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973.9亿元，同比增长63.2%。

改革开放实践证明，在一定发展基础上，只有开放才能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只有开放才能倒逼企业创新，只有开放才能集聚国内外资源。

2019年《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进一步加大了对中西部承接外资产业转移的支持力度。在国家政策利好下，外商投资区域覆盖范围有望更趋平衡。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中部地区外资稳步增长，其中，江西、湖南分别增长了10.3%和43.8%。西部地区中，广西、云南、贵州、新疆、青海、甘肃等6个省份实现两位数及以上的增长。东北地区外资增长5.7%，其中吉林增长23.9%。同全国外资5.8%（按人民币计）的增长率相比，中西部数据亮眼。

2020年，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出台，到积极扩大进口，再到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

今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上海、广东、福建、山东等地相继设立自贸试验区,深入试点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江苏在日前发布的促进利用外资23条举措中提出，拓宽利用外资领域，提高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落实汽车领域外资政策，鼓励外商投资新开放领域。全面落实国家和省减税降费、就业稳岗、降低要素成本、强化金融支持等各项惠企援企政策举措。

上海发布的“稳外资24条举措”提出，进一步放宽新领域的市场准入，围绕重点产业领域建设一批高质量发展载体，吸引重大外资项目落地，并给予项目规划用地、融资、人才引进、跨境资本投资便利等政策支持。据了解，商务部已经将上述两地举措推广至全国，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全力以赴做好“稳外资”工作。

近期，安徽、浙江、山东等地推出重大外资项目库，在放宽外资准入、落实财税支持等方面发出政策礼包，聚焦特色产业，鼓励外资总部经济发展。国家层面，第四批重大外资项目库正在加紧筹备，涉及电子信息、新材料、先进制造等领域。分析指出，重大项目签约落地对我国吸收外资具有风向标意义，重大外资项目库的接连出炉将增强外商投资信心，为我国“稳外资”再添底气。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推动各项开放举措的落实，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质量建设自贸试验区，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平台，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局面。

尽管受到疫情冲击，我国始终致力于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2020年，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出台，到积极扩大进口，再到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中国以实际行动进一步扩大开放，建设开放平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晓嘉看来，中国为在华外企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市场和获利空间。在当前全球经济不振、消费需求大幅萎缩、企业盈利困难的形势下，开拓规模庞大、消费力强、前景稳定的中国市场，对跨国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微软工业物联网国际加速器落户大连，到英特尔在南京推进未来科技智慧中心建设，再到西门子携手乌鲁木齐共建中欧数字化工业新基建创新基地……近期，一批外企布局的新基建项目加速落地。

外企来华投资的驱动力已从低成本要素日益转变为充满活力的市场，纷纷开展全新布局。外企纷纷表示,企业将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共同成长”即：不断“深耕细作”中国市场，追求与中国经济“同频共振”。

相信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必将给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信心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