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波音
图/尚昌平、郝沛、阿丑、陈龙
责编/王艳玲

对于古代中国而言，大自然将新疆摆放得恰到好处。

一谈起新疆的地理，人们总会说“三山夹两盆”。新疆的三条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并排而立，夹住了准噶 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其实新疆很大，面积有160万平方公里，新疆的山脉也很巨大，就拿天山来说，它并不是一道线性的山脉，而是由20多条长短不等的小山脉共同组成的大山系，在小山脉之间，夹杂着许多大致东西排布的菱形的盆地和谷地。

三条巨大的山系中，最北面的阿尔泰山大体上西北-东南走向，而中部的天山和南部的昆仑山基本上是东西走向的。在地理上，东西走向的山系被称为“纬向山系”，即沿着地球纬线的方向延伸。

新疆的纬向山系对于中华文明意义重大。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古代中国偏处于欧亚大陆的最东部，而且被北方的蒙古高原、西方的青藏高原以及西南的云贵高原所包围，从文明交流的角度讲，中华文明的地理环境是最糟糕的。

幸亏有了天赐的新疆，天赐的纬向山系。在干旱的欧亚大陆内部，三条巨大的山系挺拔向苍天，从大气环流中截留了宝贵的水汽，化作山间的涓涓溪流，在山脚下滋润了如珍珠一般的点点绿洲。

古代新疆经济基础其实也是农业，具体来说是利用高山雪融水进行灌溉的精耕农业，一般来说，一块绿洲物产较为单一，人口也只有几万到十几万。因此，绿洲居民欢迎商贾的到来，通过商业来获得外界的物产，改善生活。

需要注意的是，沿着山脚分布的这些绿洲是东西方向排列的。于是，古人们紧贴着新疆的山系，沿着东西方向如蛙跳一样从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实现远距离的旅行，变得相对容易多了。如此一来，中华文明的高原包围圈上就出现了一条至关重要的通道，中亚、南亚、西亚甚至更为遥远的欧洲的思想、文化、物产源源不断地从这一通道流入华夏大地。反方向的交流也得以实现，中华文明的物质、非物质的成果也经由这条通道输入到欧亚大陆的其它地方。

我们无法预测，假如新疆的三大山系扭转90度，变成南北走向，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将会是怎样的面目。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是经向山系而不是纬向山系，东西方的阻隔会变得更厉害，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都将因为交流大减而黯淡很多。

幸亏上天把新疆摆放对了。

谈到新疆在中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人们往往会想到张骞“凿空西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想到陆上丝绸之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经多次考察中国内陆地区，并在自己的著作中，把汉朝时期中国与中亚之间的贸易道路冠名为“丝绸之路”，这个词汇迅速流行开来，逐渐指代了古代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之间沟通彼此的漫长道路。

其实起初，世上本无丝路，有的是草原之路，有的是玉石之路。新疆北部草原就是草原之路的途经地，而昆仑山的玉石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从和田等玉石产地到中原的道路已经存在了几千年。

先来看草原之路。欧亚大陆是地球上最大的一块陆地，面积足有5000多万平方公里。在这片巨大的陆地中央偏北，横亘着一条绿色的“飘带”，这就是欧亚草原带，游牧民策马驰骋的舞台。

欧亚草原带西起欧洲的多瑙河下游及黑海北岸，向东蔓延，直至中国东北地区的大兴安岭，跨度达到了上万公里。这条草原带的形成，要归因于地理和气候，远离海洋、干旱少雨的温带大陆性气候令土地不适合耕种，却适合草的生长。一旦一些大型动物，比如马、牛、骆驼驯化成功后，草原就变得非常诱人了，因为这些动物可以作为草原上的运输工具，甚至可以和人类一起并肩作战。东西方向延伸的草原因为有了大型家畜的使用，变成了一条宽阔的古代“高速公路”。

新疆北部草原恰好处在这条巨大草原“高速公路”的中央，而且在古代，这里还坐拥阿尔泰山的金矿资源。阿尔泰山在俄罗斯叫做金山。实际上，“阿尔泰”的意思也是金。历史上，阿尔泰山就被冠以“金山”“金微山”之名。这条山脉是许多草原族群的摇篮。

在我国新疆北部中蒙边界的草原上，有三道湖泊群分布在三处谷地中，当地人称呼这里为三道海子。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三道海子遗址，有巨型石堆遗址3座、中型4座，小型百余座，以及鹿石和岩画。

在建构材料、形制布局、主方向的选择上，以及鹿石类型、动物艺术主题等方面，三道海子遗址都与考古学家在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发现的阿尔赞王陵风格十分相似。阿尔赞王陵修建于距今2700多年前，陵墓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金器、铁器、青铜器，以及古代纺织品。考古学家估计，三道海子可能是游牧政权在夏季的一处祭祀活动的场所，而阿尔赞是这一政权的王族墓地。

便捷的草原之路有了强大的草原政权做安全保障，成为欧亚大陆早期远途贸易的最活跃线路，成为“前丝绸之路时代”东西方贸易的商路首选。新疆北部草原以及阿尔泰山一带从很早时起就是商贸的活跃区。

至于玉石之路，其形成年代甚至可能比草原之路更为久远。在安阳殷墟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其材质很多是透闪石型的软玉，很多考古学家推测，这些玉石可能来自遥远的昆仑山。商朝时期，月氏人作为和田玉的中间商，从哈密到巴里坤草原贩卖玉石，促进了和田玉由新疆输入到中原。

由于商周时期，有一种西方的古代玻璃产品——蜻蜓眼玻璃珠通过远距离贸易传入到古代中国地区，沿途多有发现，因此通过玻璃珠的贸易路径，考古学家也可以间接地猜测玉石之路的贸易路径。毕竟，商人们总是会选择更安全、更便捷的道路来贩运各种商品。根据“玻璃之路”来猜测玉石之路的路径，大概是从玉石产地和田出发，向北穿越塔里木盆地，当时的自然环境比今天要好得多，盆地沿途应该有很多小绿洲让商人们“跳跃”，并到达阿克苏一带，然后沿着天山南麓继续东行，库车、吐鲁番到哈密，再通过河西走廊输入到中原地区，玉出昆仑而入华夏。

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西域，标志着东西方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当然，跨越新疆，沿着天山南北以及昆仑山北麓的三条大商路古已有之，比如玉石之路即是丝绸之路的前奏，只是在西汉时期这些商路变得更加繁荣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与汉朝、匈奴两大强权的争霸有关，两个政权兵戎相见，让曾经的草原之路几乎断绝，商旅于是更多转向当时的西域。而为了寻找击败匈奴的盟友，汉朝也努力地经略西域地区。

从当时的政权层面而言，陆上丝绸之路是一条政治、外交和军事之路，是汉朝和匈奴为了扳倒对方，拉拢西域各国的纽带。对于民间层面而言，陆上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商贸之路，是沿途各地的人们为了享受更好生活而彼此交换商品的途径。

司马迁的《史记》记载，西北各国使者成批到来，络绎不绝，很多都是来做贸易。甚至欧洲马其顿的商人也曾穿越西亚、中亚，越过塔里木盆地，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采购丝绸卖到西方去。

伴随着商品交换，各种农业、手工业技术的交流也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得以实现。蚕桑丝绸生产技术的传播让丝绸之路名副其实，蚕种3世纪传入中亚，5–6世纪传入欧洲。缫丝和丝织提花技术约7世纪传入西亚大食，宋元之际传入欧洲；造纸、印刷、制瓷、铸铁、凿井、挂毯编织、历法、玻璃加工、金属加工、医学知识和药物，以及棉花种植和加工、酿酒，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瓜等作物种植⋯⋯经由丝绸之路，通过丝绸之路实现的东西方技术交流不胜枚举。

不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自古以来都存有思想与艺术的追求之心。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的宗教都经由西域地区传入东方，给古代中国的思想界增添了丰富多彩的思辨元素。一些西方艺术形式，比如美术方面的绘画凹凸技法、植物或动物的图案纹样、健陀罗雕塑艺术都先落地西域，然后传输到东方。

乐舞艺术方面，箜篌、羌笛、横吹、胡笳、琵琶等乐器，龟兹乐舞、天竺乐、胡旋、胡腾、柘枝、霓裳羽衣曲、凉州伎等乐曲和舞蹈，都是在欧亚大陆的某个地方被发明出来，之后传输到了西域地区，经过消化吸收，然后大放异彩，影响了整个古代中国的艺术进程。

以千百年来交流通道的身份，新疆成为文明与文化的“驿站”。但古代新疆人民本身也是文明与文化的创造者、吸收者、享受者，新疆还是文明与文化的“蓄水池”，新疆境内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例如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包括了新疆的六处遗产地，分别是北庭故城、高昌故城、交河故城、苏巴什佛寺遗址、克孜尔石窟、克孜尔尕哈烽燧。北庭故城具有唐朝时期中原和回鹘的城制风格，内外两层，四面环水；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都是古代吐鲁番地区的重要中心，丝路重镇；苏巴什佛寺曾是古龟兹重要的佛教建筑群；克孜尔石窟的壁画风格是典型的龟兹风壁画，反映了小乘佛教的信仰特点；克孜尔尕哈烽燧无声地讲述了古代对于交通要道的保护体系⋯⋯

在非遗方面，“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在2008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一艺术形式包括歌唱、舞蹈、民俗和古典音乐，具有内容、编排、音乐风格和乐器使用多样性的特点。其演唱旋律和节奏变化多样，既可以单独表演，也可以群体表演。歌词不仅包括了民谣，也包含了古典维吾尔大师创作的诗词。木卡姆已然成为维吾尔社会的历史与当代生活的见证。

究其历史，当代维吾尔木卡姆和中国汉唐时期的《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等“西域大曲”有着一定程度的承袭关系，至16世纪在叶尔羌汗国宫廷形成了最具广泛影响的基本样式。它继承了中国汉唐“西域大曲”歌、舞、乐三位一体的原生态形式，呈现出内容和形式的完美交融。

维吾尔木卡姆印证了不同人群乐舞文化之间相互传播、撞击、交融的历史。它既是东西方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独特见证，也是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瑰宝。

新疆还有被公认为“中国三大史诗”之一的“柯尔克孜玛纳斯史诗”，同样被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一史诗已经流传了数千年，篇幅很长，变化颇多，其中最著名的部分是23.6万行世系叙事，有关英雄玛纳斯自己和他的七代后裔。时至今日，玛纳斯在社交聚会、庆祝活动、生活仪式、传统节日和独特的“玛纳斯音乐会”上持续表演着。

史诗的创造者即柯尔克孜人当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西汉就有关于这个民族的历史记载。历史上，柯尔克孜人历经磨难，从叶尼塞河上游南迁到天山和帕米尔地区，在频繁的部族战争中寻求一个理想的生活家园，这些经历对玛纳斯史诗的演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新疆的文化遗存、遗产多如银河群星，已无需赘言。我们很难在地球上找到另一个地方，能够匹敌新疆所拥有的文明、文化多样性。

正因如此，几十年前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对话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问：“如果可以选择，你想出生在哪？”汤因比面带微笑地回答说：“我希望生活在公元1世纪佛教已传入时的中国新疆。”

作为一位学贯中西、通晓古今的历史巨匠，汤因比深刻地体会到古代新疆对于人类物质和精神世界的永恒价值。

今天，中国正在推进“一带一路”，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借用了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符号，希冀以和平的方式，通过经济方面的合作，与沿线各国形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值此之际，新疆的历史与文化积淀对于今日的我们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我曾经好奇地猜想，古代丝路上的旅人在踏出远行第一步时，会是怎样的心情？对于大唐高僧玄奘来说，他应当是无所畏惧的，因为他笃信，远方有自己所渴求的教义，自己将能理解远方的教义，远方的人也会乐于传授教义给自己。

在玄奘督造的小雁塔下，我也曾询问专家，玄奘西行求法，沿途会不会有语言障碍？专家回答，一方面玄奘是博闻强记的高人，通晓多门语言；另一方面古代西域地区本身族群混杂，很多人也通晓多门语言。所以玄奘西行的语言问题并不大。

不论是异域而来的竺法兰、鸠摩罗什，还是中华走出的法显、玄奘、义净，他们穿越西域的旅行当然会有危险，比如路遇强盗、迷失沙漠。但是在当时的西域，古代社会的集体意识对于外界的人员和文化，整体上是宽容的，是乐于接纳的。

古时的新疆是胸怀宽广的，每一个节点上的绿洲都会对和平的人们敞开大门，给他们提供旅行所需的资源，宽容他们不同于自己的信仰、文化，甚至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所以各个族群、各种宗教、各种文化与艺术形式才会容易地在新疆大地上扎根和绽放，并继续向四周迁移或传输。

这是一种拥抱世界的开放意识。如果今天的我们想要从古代新疆的历史、文化中吸收某些精髓的话，对待他者的开放意识应当是首选项之一。开放意识意味着对自身的自信，和对他者的尊重。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之间，唯有开放意识先行，才有经济之互利，政治之和睦，思想之共鸣。新疆的数千年历史恰证明了这个规律。

柯纳·伍德曼，出生于爱尔兰，生活于英国，曾经做过金融分析师和财经记者。2004年的一天，他突发奇想，想要去世界各地实践那些古老商业形式，一方面检验古老商业在今天是否还实用，另一方面也让自己赚点钱。

伍德曼的商业实践项目中也包括了新疆，他从吉尔吉斯坦来到了喀什，发现满街都是做玉石生意的商铺和商人。他找来一位懂玉的朋友，选中了一块和田玉料，自己亲自上阵，与卖玉者砍价，最终拿下了那块玉料。当苏州的雕工雕好这块玉，并告诉他，玉石上有一个孤独的男人骑在驴背上，这一图画讲述了旅行者如何不屈不挠追求自己梦想的故事。闻听此言，伍德曼激动得差点落泪。

这是一则现代故事，但却蕴含着古老的西域丝路的商业精髓。只要商路畅通，商人勇毅，梦想就可以实现。今天的新疆，这种精髓仍在，每一块被交易的玉石仍在述说着不断轮回的古老故事⋯⋯

从经济、族群、文化的多样性来看，新疆好似一个微缩的今日世界，而今日世界就像是一个宏观的新疆。今日世界不同国家、族群、文化该如何求同存异、勠力同心，迈向共同繁荣之境界？新疆自有答案。

责任编辑：杨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