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 夏
摄影/布琼 赵新录 税晓洁 韦宝玉《中国周刊》记者 杨剑坤
责编／刘霞

“申遗”，价值的独特性被世界认可  

2017年7月7日，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青海可可西里经世界遗产委员会一致同意，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12个，同时也是中国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第一个荒野景观世界自然遗产，以及青藏高原上的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

十多年前，时任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的才嘎在参加青海省两会时，建议将可可西里申报为世界自然遗产。那时，才嘎坚定地认为，可可西里既具有独特的地貌特征，又有尚未为世人所熟知的独特自然景观，更是独有的珍稀和濒危动植物的栖息地，符合“申遗”条件。

可直到2014年底，可可西里才正式踏上“申遗”之路。

2014年10月15日，青海省政府召开了“申遗”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正式启动青海省可可西里申报世界遗产工作。根据申报地周边交通、输油气管道、输电及通讯线路、建筑设施以及可可西里和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各保护站内建筑现状，青海省确定了整治内容，提出了工作方案。

2015年，青海省连续四次组织北京大学、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等单位对可可西里遗产提名地和缓冲区范围、面积、界线、动物资源本底、环境综合整治、环境因子监测站点及社区保护等情况进行现场调查，为“申遗”文本和保护管理规划编制工作获取了详实的科学资料。

2016年10月，世界自然遗产评估机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委托专家对可可西里遗产提名地开展了为期10天的现场考察评估，这是对可可西里申遗的一次大考。同年12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遗产项目组召开会议，对申报文本评审、现场考察评估和外围其他专家的意见进行了讨论，于2017年1月3日来信，对青海可可西里遗产提名地有待补充和完善的材料提出了要求，并邀请青海省代表团访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部，面对面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

按照来信意见，青海省迅速组织编织了青海可可西里遗产提名地补充材料，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遗产中心代表团同时成立。

2017年2月20日，代表团赴瑞士格朗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部，拜会世界遗产项目组主任提姆·巴德曼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行动官员。代表团逐条对可可西里遗产提名地补充材料进行了说明，对藏族群众对野生动物及生态环境保护传统做了进一步阐述。提姆·巴德曼肯定了代表团所作的说明，高度评价了中国政府在全人类遗产保护中做出的贡献，并就青藏公路昆仑山口至沱沱河段沿线缓冲区按照遗产提名地进行保护管理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

2月21日，代表团约见了赴可可西里遗产提名地现场考察评估专家卡洛，就拟向世界遗产中心提交的补充材料具体答复内容进行了说明。卡洛·奥索拉高度评价了可可西里遗产提名地遗产价值和保护管理水平，对青藏公路昆仑山口至沱沱河段藏羚等野生动物迁徙通道的保护管理工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一边访问一边修改补充材料。提姆·巴德曼提出的意见建议具有国际视野，从世界遗产评估专家角度概括了各评估专家意见，符合青海可可西里遗产提名地实际。代表团接受提姆·巴德曼的建议后，在出访路途中进行了专门研究，再次修订完善了补充材料中文文本，由国内专家翻译、校对、排版后，于2月23日在法国巴黎完成英文文本打印工作，提交世界遗产中心综合处秘书，按时完成了青海可可西里遗产提名地补充材料的报送工作。

在可可西里入遗之前，青藏高原上没有世界自然遗产，我国也没有荒野景观的世界自然遗产。可可西里申遗小组组长、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认为，可可西里的价值独特性难以替代。所以，“申遗”团队紧扣可可西里最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东西，确定了向世界遗产中心提交的两个标准：“无与伦比的自然现象或自然美景或审美价值”和“生物多样性和濒危物种”，充分展示了可可西里固有和独特的遗产价值。

魅力源自实力。可可西里申遗通过时，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两项关于世界自然遗产标准的认可：“可可西里面积广阔，几乎没有现代人类活动的冲击。极端的气候条件和它的难以接近性共同保护着这个最后的庇护所，它属于很多具有全球重要性的高原依赖物种。三分之一以上在提名地内发现的高级植物为青藏高原所特有，所有靠这些植物生存的食草哺乳动物也同样是青藏高原特有。可可西里拥有非凡的自然美景，其美丽超出人类想象，在所有方面都令人叹为观止。”

根据《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可可西里满足世界遗产地以下两个标准：

一、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绝佳的自然美景和美学价值的地区。可可西里拥有拥有世界罕见、独特的自然景观，庞大的山脉、险峻的冰川、多姿多彩的湖泊群及河流湿地非凡的自然美景，令人叹为观止，超乎想象。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腹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造就了全球高海拔地区独一无二的生态系统，记载着地球演变的历史和生命进化的进程。

二、是生物多样性原址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和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遗产地植物区系高度的特有性，与高海拔和寒冷气候的特点结合，共同催生了同样高度特有的动物区系。包括74种脊椎动物，更保存了藏羚羊完整生命周期的栖息地和母藏羚羊长途迁徙后聚集产仔的景象，及其在三江源和可可西里间完整的迁徙路线，支撑着藏羚羊不受干扰的迁徙。

没有终点的保护之旅

“申遗”成功并不意味着可可西里生态保护的一劳永逸。世界遗产地每年都要接受动态考核，必须在机制、科研、管理等方面达到极严格的世界标准，始终完好保存自然风貌。因此，这反而是开启了更加严格更加规范、永无终点的生态保护之旅。

“对任何国家或者人类来说，一块完整的、没有人活动的地方都是无价的样本。比如讨论气候变化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分清到底是人为活动带来的影响，还是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可可西里提供了一个参照样本，这样一个天然的对照，在地球上已经很少了。可可西里申遗的成功，将从更高的层面保护这片净土，这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吕植如是说。她表示，《保护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等国际公约和法律，将在可可西里得到最严格的执行。

针对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要求，青海省政府部门也做出诸多承诺：不在遗产地范围内为根除小型哺乳动物鼠兔采用毒杀行动；不强制安置或迁移遗产地缓冲区的传统牧民；不在任何时候许可或提倡遗产地内会威胁到动物迁徙路线的围栏活动⋯⋯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苏建平说，世界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在青藏高原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人们通过保护可以更好地享受生物多样性带来的福利。

在中科院地理所资源生态与生物资源研究室主任闵庆文看来，“申遗”成功对可可西里未来的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从多学科的角度，将当地物种资源保护、生态系统保护、民族文化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做到保护与发展的协同提升，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自然遗产保护的目标。”

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给可可西里保护区的工作者带来极大鼓舞。巡山队员们坐进课堂、捧起书本，开始学习野生动植物分类、生态本底调查等基础知识。未来，他们既要当好可可西里的守护者，也要做好当地的生态观察员和宣讲员。

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初，面临的主要威胁是盗猎。为了获得藏羚羊身上一种昂贵的绒毛——沙图什披肩的原材料，盗猎者曾经云集可可西里，非法贸易的猖獗使得藏羚在很长一段时间遭到了大肆屠杀。为了对付疯狂的盗猎者，治多县委副书记、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在与武装盗猎分子的斗争中英勇牺牲。自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成立以来，可可西里在反盗猎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效，使得遗产地从2006年以来未有盗猎藏羚的事件发生。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遗产地的保护面临着诸多新的威胁。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闻丞表示，青藏公路和铁路的修建对哺乳动物的迁徙和繁衍造成了一定的人为干扰。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是南北向并行穿越遗产地的两条交通走廊，而遗产地的有蹄类动物具有东西向季节迁徙的特性。在青藏公路楚玛尔河大桥至五道梁区间，是藏羚跨越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前往卓乃湖等地产羔的主要通道，繁忙的交通廊道对藏羚等动物的迁徙形成了阻碍。闻丞坦言，虽然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在与藏羚羊迁徙路线的交汇路段多用高架桥，留下迁徙通道，藏羚等野生动物也正逐渐适应交通廊道给环境所带来的新变化，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的运输量持续增加，特别是青藏公路过往车辆日趋增多，对动物的活动构成现实威胁。

当地牧民的生产生活对原始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的正常繁衍也造成了一定威胁。同时，气候变化带来的气候和自然环境短时间快速波动给遗产地的生物多样性价值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闻丞认为，气候变化已经加速了遗产地冰川和冻土的融化速度，并导致遗产地内流湖湖泊水位的剧烈变化。他举例说，2013年由于气温升高导致的水源补给增加，使得藏羚的核心产羔地卓乃湖湖岸溃坝，近三分之二面积的湖水外泄至下游。

遗产地面临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因此通过监测工作掌握遗产价值的变化和威胁因素的状况能为具体的保护工作及时调整提供必要的指导。青海省申报世界遗产工作领导小组在拟定的《青海可可西里世界自然遗产地保护管理规划》中，提出了建立在监测系统基础上的一系列管理措施，通过监测系统及时了解威胁的发展状况和遗产要素的受影响状况，并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如针对牧民放牧，规划提出对牧民的放牧范围，牲畜数量进行监测，并和草场内的野生动物数量进行管理，进而为牧民放牧行为的管理措施提供支撑。对基础设施的不良影响，规划提出了流量监控，在野生动物迁徙重要路段对车流管理等措施，进一步保护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迁徙。上述保护措施与后续的专项保护措施一道，构建了全方位的遗产价值保护体系。

今年，可可西里天地一体化生态监测及大数据分析系统也进入筹建阶段，借助光学遥感探测、卫星、无人机等高科技手段，有望实现对可可西里乃至整个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系统监测。未来所有卫星和野外调查数据将在这里汇总，向相关研究机构开放。

同时，为构建协同保护大格局，可可西里还打破地域限制，与西藏羌塘、新疆阿尔金山等自然保护区建立跨区域联合执法机制，协同打击生态违法活动。

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邻近的新疆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均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中国西部最重要的自然保护区群，自然资源、生态类型、保护对象、管理水平和地理位置相近，在自然生态保护方面面临着共性困难和制约因素。

相邻的几大自然保护区借助这一协助联防保护机制，不定期互派人员，学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和工作方法，健全工作机制，加强保护、管理、科研等领域的合作交流，使保护区野生动植物保护行动形成了强大合力。保护区相互间的协作对维护区域内部的生物多样性、珍稀动物的生活习性以及迁徙的连通性意义重大。

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院长雷光春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对生态保护投入了大量资金，设立了众多自然保护区，但是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并未遏制。未来自然保护区应避免成为“生态孤岛”，各自为政的保护策略不再顺应保护区发展需要，自然保护区的协调发展也是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的趋势。

借力科研支撑生态治理   

2002年后，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苏建平的团队开始了在青海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研究，至今已有16年的时间。针对藏羚羊的研究主要涉及种群数量、分布、食性、栖息地选择、迁徙追踪、种群遗传分化、对高海拔环境的适应等等。

为完成给青海省申遗准备材料提供科技支撑的《可可西里地区生物资源考察报告》，苏建平同他所在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先后安排了5次野外考察，历时3个多月，完成了可可西里申遗地生物多样性调查和报告编撰工作。

通过考察，科研人员在可可西里地区证实了赤狐、兔逊、豺等物种的存在。“比如赤狐，以前只是偶尔听说，正规的资料里没有相关信息，但这次补充调查拍到了照片和视频。”苏建平说。
同时，通过野外调查采集植物样本进行鉴定，科研人员也对许多植物物种已有资料中的信息进行了纠正，共梳理出了可可西里地区29科89属200余种植物。其中变动比较大的是鹅观草属，考察后很多物种被归并到了披碱草属。

苏建平强调，可可西里不仅是包括藏羚羊在内的无数野生动物的“天堂”，也是众多珍稀植物生长的乐土，但由于对青藏高原植被的研究相对不足，对很多植物需要做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如何揭示植物适应高寒、干旱、强紫外线的环境，植物形态、生化如何适应这些环境，是否有相应变异基因挖掘？这些都是科研人员关注的重点。

可可西里的生态系统脆弱，植被生产力低，一旦放牧，特别容易退化，产生裸地、沙化。近年来，科研人员对高寒地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构建了针对整个系统的综合治理模式，包括对青藏高原草地的合理利用、天然草地改良乃至人工草地种植等措施，为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治理和恢复提供了技术支撑。

以前有一种流行的说法：鼠害导致草场退化。可苏建平经过多年的田野调查，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苏建平说，固有观念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大多数人，包括一些科研工作者，导致大家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随着人口增长，牛羊已严重超载。苏建平解释：“在正常情况下，草原鼠类的种群密度非常小。然而，随着牛羊数量激增，禾本科植物被啃食殆尽，宽叶杂草获得充裕阳光，长势良好。这样一来，鼠类由于食物变得充足，大量繁殖产生鼠害，进而破坏草场、导致土地沙化。”

苏建平花了15年时间进行科研论证，不仅改变了固有观念，而且提出了“用生态的办法治理生态的问题”，通过草畜平衡来保证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如果发现一个区域由于放牧强度比较高，藏羚羊因食物情况较差而不得不提早迁徙，或因为食物条件好延缓迁徙，我们就可以调节人类行为和放牧水平。”苏建平解释称。

2002年以后，由于全球变暖，青藏高原的气温出现了变化，有些地方升高，有些地方降低。苏建平说：“我们主要通过湖面高低来判断气温变化，湖面升高是气温升高引起地下冻土、冰川、雪山融化的结果。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范围内，近年来几个湖的水位都上升了，说明可可西里的气温也在上升。气温升高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干旱化加剧，另一个是因降水增加而变得湿润。”

苏建平认为，目前，生态修复措施很难在大的空间尺度上实施，一是因为耗资巨大，经济上难以承受；二是因为生态过程复杂，人工干预的有效性无法保证，通常只能在局部做一些有限的生态修复工程。他认为，可可西里最理想的状态是，既不人为破坏，也无需人为修复，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干扰越少越好。

责任编辑：杨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