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徐倬编《御定全唐诗录》 资料图片
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不仅关注边疆地区作为“自在的空间”在地理、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独特性，而且通过边疆内部的运行机制探讨边疆与中原的关系，从而提出了“从边疆发现中国”的观点。这种思路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正因为边疆的存在，中原才是有意义的。文学也是如此，就唐诗而言，以“边缘”形式存在的西域与岭南，对唐代诗歌艺术有了极大的推进。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对唐代文学进行重新认识，从“异域”角度看唐代诗歌的新变，是一个新的视角，是对以往从诗歌内部研究唐诗的有益补充，有助于深化对唐代文学的认识。
唐诗发生的地理空间主要有三：一是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核心文化圈”，二是主要包括巴蜀、荆湘以及吴越等的“次文化圈”，三是以西域和岭南为主要区域的“边疆文化圈”。初盛唐诗歌的演进，除了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外，外部的因素是推动诗歌发展新变的关键，地域因素排在首位，尤其“异域”（即边疆文化圈）因素对诗歌的冲击值得注意。初唐诗坛的创作主要集中在中心地带，以奉和、应制、酬唱、赠答等诗歌为主，较南朝文学发展变化不大。“异域”进入初唐诗坛，诗歌在悄然发生变化。唐代典型的“异域”，一是西域，一是岭南，有关西域的书写以边塞诗为代表，有关岭南的书写以贬谪诗为代表。初唐时期长安聚集了最杰出的诗人，他们以宫廷为中心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这些诗歌在形式与技巧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但是题材狭窄，视野有限，并不能代表唐代诗歌的最高水平。《沧浪诗话》：“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严羽是从题材角度对唐诗进行的整体评价，但若从“异域”文化的角度看，征戍题材的诗歌写得最好的是有关西域的边塞诗，迁谪题材的诗歌写得最好的是贬谪岭南的诗歌。另外，贬谪行旅诗、贬谪离别诗中，其中有关岭南的因为距离遥远和情感体验最为强烈，因而富有冲击力；征戍行旅诗、出塞离别诗中有关西域的则将战争的氛围与疆域的拓展结合在一起，呈现出新的特点。可以说，严羽所说的唐人好诗，皆与西域与岭南关系紧密，这两个地域的诗歌在初盛唐诗坛振聋发聩，使诗歌境界大开。
西域与岭南的诗歌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书写模式，前者承征戍文学而来，疆土开拓与个人建功立业的梦想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盛唐边塞诗雄浑壮阔的特点。宋代之前，中原向外发展主要在西北方向，因而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典籍开始，想象的西域世界与现实的西域交相辉映，已形成了昆仑、流沙等重要意象。随着汉代对西域的开拓，游仙诗与乐府旧体中逐渐有了西域意象。唐之前，西域意象在诗歌领域极为有限，不具有典型性，但唐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使楼兰、交河、轮台、北庭等典型的西域意象有了新变，对边塞诗境界的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李白：“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王昌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高适：“马蹄经月窟，剑术指楼兰，地出北庭尽，城临西海寒。”皆呈现出博大雄厚的气势，与盛唐精神一致。同时也凝结成了一些新的西域意象，天山便是其中之一。如王维：“叠鼓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李白：“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岑参：“看君走马去，直上天山云。”这些诗歌中的天山衬托出了一种疆域辽阔、雄壮苍茫的意境。唐代诗人中只有来济、骆宾王、岑参、张宣明、萧沼等为数不多的诗人去过西域，除了岑参留下大量有关西域的边塞诗作外，其他诗人所存有关西域的边塞诗极为有限。岑参前后两次到达西域，对西域世界的感知最为具体、深入，他的边塞诗之奇，在整个唐代无出其右。《唐音癸签》认为其诗“尚巧主景”。这种“主景”自然涉及他的边塞诗。他的边塞诗与高适、王昌龄、王维等绝不相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西域的书写。其他边塞诗人所写多为朔风、蓬草、胡马等最常见的物象，但岑参的诗歌进一步具体化，如《火山云歌送别》《经火山》《碛中作》《日没贺延碛作》等诗都落到实处，将边塞诗之“异”更为直观地呈现于读者眼前，具有“陌生化”的效果；荒凉广袤的雪山大漠与开疆拓土的热情也形成了一种反差审美，造就了“雄瑰”的诗境。如写火山：“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写热海：“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写银山碛西馆：“银山峡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皆给人以“奇伟”之感。正因为对西域的书写，岑参的边塞诗气象声色兼备，为古今边塞诗第一人。
与西域相比，岭南完全呈现出相反的情景，因为是贬谪，“荒蛮”的景象与个体人生的低潮纠结在一起，诗歌具有低回宛转的特点，情感真挚而深沉。初唐以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为代表开启了岭南诗歌的新纪元，这些诗歌情景交融，对打破沉寂的初唐诗坛功不可没，如宋之问《度大庾岭》其一：“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这是一首成熟的五律，首联写离别中原时的踌躇，颔联魂、泪相对，南翥鸟与北枝花相对，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反差，颈联看似写景实为写情，尾联直抒胸臆。这首诗“气格声色兼备”（许学夷《诗源辨体》），在初唐诗坛别有风味。这样的贬谪行旅诗如杜审言的《旅寓安南》，沈佺期的《入鬼门关》《初达[~符号~]州》《度安海入龙编》，宋之问的《早发韶州》《早发大庾岭》《鬼门关》《发滕州》等，都有较高的艺术水准。诗中作者常将岭南看作是“魑魅”之乡，情感指向绝域、极边；从空间看，形成了“中心”与“边缘”二者之间的对立，陌生的空间对作者来说是极大的不幸，但是对诗歌来说又是极大的幸事。北斗对南风、北斗对南荒，江北对岭南、南溟对北户、北极对南溟，京华对边地，不仅有南北空间的对立，而且也有新的物象如桄榔、薜荔、卢橘、杨梅、含沙、女草、鳌、鲸、蛟螭、瘴疠入诗，一方面使诗歌“陌生化”，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另一方面这些物象成为新的诗歌意象，恰是对初唐诗坛以长安、洛阳为核心的“中心”书写的回应。这些诗歌在情感上不再是无病呻吟，而是句句落到实处，掷地有声。这种空间的对立，对对仗精工的律句的形成无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翻检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等人在岭南的诗歌创作，最直观的印象便是状物写景愈加精工，近似排律的诗歌逐渐增多。这些贬谪岭南的诗人，情感绝望，对新事物多怀鄙夷之情，但是有意无意中也使岭南发展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对此后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初唐以后贬谪岭南的文人大量增加，已然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如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牛僧孺、李德裕、李绅等，宋代文人如姚铉、寇准、苏轼、苏辙、黄庭坚、范祖禹、秦观等都曾贬谪岭南，而且多数文人都有大量诗作传世，中唐以后对岭南的审美也由排斥到逐渐接受，形成了独特的地域审美文化。
王昌龄认为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唐代诗歌中关于西域与岭南的书写既有不同的物境，也有不同的情境，物与情合，最终创造了不同的意境，因而唐代关于西域与岭南的书写在内容、艺术形式、境界等方面都对唐诗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西域代表疆域的拓展，岭南则代表荒蛮之地，皆为“异域”，亢奋与落寞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体验遥相呼应，两个地域都与政治前途密切相连，皆处“边缘”，却无形中观照“中心”，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是互相塑造的共生体。这种书写对唐代文学乃至后世的文学都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田峰，系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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