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了全球，让世界经济陷入停摆，各国都纷纷按下了暂停键，这在近百年来的人类发展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全体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付出巨大牺牲后，终于走出了疫情的“阴霾”，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推迟三个多月的全国两会也已胜利召开。但由疫情引发的关于人类文明走向和全球治理等问题才刚刚开始。疫情期间，“中国之治”、“中国方案”、“中国范式”、“全球治理”、“人类文明走向”等话题，在理论界、政界等高端精英群体中一时成为热点话题，作为专门研究中国范式和人类新文明体系达二十二之久的中国顶层智库拓维智库及其创始人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原创研究者王毅先生迅速纳入人们的视野。一些国内知名的学术大家、全国两会代表和媒体大咖等在全国两会前后纷纷与中国顶层智库拓维智库创始人、中国梦三五战略工程组委会执行主席、首都高校博士团首席专家王毅院长就后疫情时代的国家治理、社会重建、中国范式和东西方文化比较及人类未来文明走向等系列问题进行座谈论道或者视频连线对话。为此，应各界邀请，由中国顶层智库拓维智库和中国梦三五战略工程组委会共同发起了“智库对话：后疫情时代的出路与对策”百期高端智库系列对话。目前已成功举办了关于后疫情时代的“智库赋能”、“文明走向”等数期高端论坛对话，得到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和中国网等主流媒体的关注，纷纷以“顶层智库专家共论后疫情时代与智库赋能”、“顶层智库专家共话后疫情时代的文明走向”为题进行了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据悉，2020年1月15日，中美双方在

美国华盛顿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协议第一章即是关于知识产权的。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2019年11月，中办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部署了新时期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大举措。拓维智库作为中国范式与中国知识体系的原创研究智库，一直十分关注有关知识体系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2020年6月5日下午，中国范式与中国知识体系原创研究者、中国顶层智库拓维智库创始人王毅院长应邀来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常委、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敏教授共话后疫情时代中国知识体系建设与知识产权保护。双方就"中国知识体系建构"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等两大主题进行了近九十分钟的对话。

一、中国知识体系建构

 “制度的背后是机制，机制的背后是体制，体制的背后是文化，文化的背后是话语体系，话语体系的背后是知识体系。”王毅院长说：“这次疫情大考首先凸显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新型举国体制的强大优势。但是，即便我们成功应对了这次疫情，但是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仍旧频频‘甩锅’给我们，纷纷指责中国的抗疫。使中国在舆论战上陷入被动，这就凸显了中国知识体系的薄弱和中国话语权的缺失。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是建立在西方知识体系之上的，这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以西方价值标准判断一切，这其实已经预设了立场。西方知识体系的导向非常明确，民主、自由、平等等都是按照西方的话语架构起来的。无论你在现实中取得多么大的成就，只要不符合西方的价值理念，就会判定是错误的，并且就会丧失话语权。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一套中国的知识体系，用以解释中国新型举国体制，中国社会治理经验，型塑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也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可选方案。

当然，知识体系的背后是更为深层次的范式系统。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西方的知识体系是源于它的自然科学范式，这是一种建立在实验之上的分析的科学范式。而古代东方严格意义上没有科学，更多的是技术，甚至是一种技艺，而其背后是一套整体思辨系统，是一种思维范式，我们将这种范式称为整体思维范式。它更多的是对世界的整体看法，并不像西方思维中的那种严密的逻辑推导或实验证明，而是基于一种感官的、直觉上的或长期观察积累得出的结论。整体思维范式是在农耕文明这片热土上孕育而出的。它适应的是农耕社会，能够在农耕社会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这也是为什么在农耕时代中国能够遥遥领先世界的原因。

但是当人类步入到工业文明时代以后，这套整体思维范式无法适应其文明体系。无论是“李约瑟之谜”还是“钱学森之问”其根源皆在此处。中国的整体思维范式与工业文明时代需要的‘可计算性’显得格格不入，而恰恰是西方的‘实证主义’分析思维范式恰恰与工业文明水乳交融。

那么，中国的整体思维范式在这个时代就失去了价值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今，人类的文明体系即将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生态文明时代”。从某种意义讲，这次疫情是世界文明体系转轨的催化剂。后疫情时代，人类将花费更多的精力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何建构人类的生态文明体系是后疫情时代的重中之中。因此，东方的整体思维范式将重新焕发生机。因为，整体思维范式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谓之曰‘天人合一’。当然，生态文明体系的建构并不是单一地以整体思维范式为基础，它同时也必须要借鉴西方的分析思维范式。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严密的逻辑推导、理性的实验证明，这些都是十分有必要的。未来，正是这样的价值体系将推动人类文明的飞速发展。

总之，我们认为人类新文明将是生态文明。而能够解释并预测生态文明时代走向的范式将是融合东方整体思维范式和西方分析思维范式之上的一种全新思维范式。这两种思维范式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就像是中医和西医一样。中医擅长解决整体性的、功能性的毛病，而西医擅长治疗器质病变。我们不能以中医来否定西医，同样我们也不能以西医来否定中医。我们追求的是中西医结合，事实上，现代的某些疾病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疗效更好。道理是一样的，新的文明时代的范式也必须是融合东西方思维范式的。我们将它称为‘中道范式’，但‘中道范式’的基础是‘中国范式’。

22年来，拓维智库一直致力于中国范式的原创研究。为此，我们构建了中国范式研究的学派，称为‘中道学派’或者‘拓维学派’，其中研究中国范式卓有成效的优秀学者被评选为‘拓维学者’。拓维学派不仅不排斥西方的思维范式，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还会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早在二十多年前拓维智库就成立了跨学科研究小组，进行包括自然科学、复杂科学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系统化研究。2003年拓维智库联合北大、清华、人大等首都知名高校成立了首都高校博士团，博士团成员全部系统化地学习过西方范式及其知识体系，对‘西学’有深入的理解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在对东方传统文化进行过深入研究和对处于改革深水期的中国社会进行大量的社会调研后，经过十多年的系统研究，拓维智库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关中国知识体系和中国范式的原创研究成果，2015年11月29日，中国日报和人民网等发表了专访文章‘王毅院长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访谈录’一文，称该成果为三个三十年奠定了核心理论框架，在国内外知识界、理论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相关成果为高层有效釆纳。”

何志敏教授非常认同王毅院长有关东西方思维范式的观点。并以中西医的不同进一步阐释了东西方范式的差异。何志敏教授说：“否定中医显然是不对的，但是一味的只承认中医也是不合适的。就像您所说的，它是从两种思维范式中产生的，注定是不同的。因此，用西医的理论逻辑去看中医的理论体系当然不行，反过来只用中医的理论逻辑看西医也是不合适的。中医是系统论，从自然现象中观察，侧重解决功能性问题，讲求‘望、闻、问、切’，通过四诊八纲，通过天然药物、养生、食疗等方式慢慢调理，恢复身体的机能，更加适合治疗慢性病和康复。但是如果身体的某个器官病变，西医的治疗方式就更为有效。西医主要有两种治疗的手段，一个是物理的手术，即现代技术和工具，利用声、光、电等原理和方法检查、手术治疗等，虽然中医也有，但是非常粗糙。第二个方式是化学手段，利用药物分子杀死病毒，促进机体康复。因此，中西医互相都不能否定，遇到什么问题就用什么方法，所以说中西医结合就是比较好的，谁也不要否定谁。正如你说的，现在摆在中西医面前的一大困难就是还没有统一起来，没有建构一套中西医融合之上的治疗‘范式’”。

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王毅院长说：“的确是这样的，东西方的思维范式，东西方的文明体系首先要做到互不否定，其次是在此基础上的互相融合。正如我在2015年接受人民网专题访谈时所持的观点，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三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精神力量，奉行理想主义，主张‘精神变物质’，注重社会公平，但是物质财富却极大的匮乏。第二个三十年则是‘以经济建设为核心’，找到了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人们的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了。但与此同时，‘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和养老社会化’等‘新四化’也失去了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新四化’带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现在我们进入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第三个阶段。新三十年我们将全面吸收前两个三十年的优点，既不否定第一个三十年的成果，也不否定第二个三十年成就。第三个三十年必须是前面两个三十年的正反合，对两个三十年的体制的成果进行融合，对体制的弊端进行摒弃。总书记曾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并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因此，五年前我在中国日报和人民网那篇《王毅院长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访谈录》专访文章中明确提出，我们必须要建构一套囊括早期启蒙思想、三民主义、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期理论体系和新时代思想等思想理论成果于一体的适合中国新三十发展的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但是，这其中涉及到一个问题，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最大的弱点，缺少基础理论研究，原创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少，这是不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产权很难保护有关呢？”

何志敏教授从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谈起。他认为：“知识强调的是共享，而技术强调的是独占。《民法典》刚刚通过，一些学者有遗憾，没有将知识产权在民法典中单独成篇。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思考。知识产权的诞生有两个出发点，一是法律上确定为一种民事权利，体现出独占性，WTO的TRIPS协定明确了它是一种私权；二是交易规则，知识产权真正发展起来是在英国，伴随工业革命整个过程，主要是为了解决贸易中的交易问题，体现知识产权的价值。一百多年前，知识产权一开始属于商法范畴。随着西方社会的不断演进，尤其是随着西方的绝对自由主义和绝对的私有主义不断发展，知识产权更多的强调知识的独占性，即民事权属性。这个跟欧美，尤其是美国的发展是一致的。美国人过去是先强调技术，那个时候欧洲人看美国人没有思想，没有文化，把欧洲的文艺作品拿过去就复制倒卖。美国人开始注重著作权，主要受好莱坞大片和软件产业发展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的影响。第二个技术手段上的变化，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权和，通过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专门法对具体操作进行规制商标权，他不属于自然产生、天然获得、获得即行权的绝对私权属性。首先，你产生的基础是需要条件的。比如说，科技研发需要个人的劳动，也需要生产工具和单位提供的物质条件。著作权是自然获得的，作者在生及其逝后五十年都得到保护。专利权、商标权等工业产权不是自然获得，需要政府审查。权利人首先要申请，看是不是属于你的发明创造，是否符合创造性、新颖性、实用性；商标注册也需要审查，看是否他人有在先权利，是否符合公序良俗，是否有显著性，等等。就是说，要受到行政的强力干预。

从法理上来讲，民法典调整的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而知识产权既调节平等民事主体的关系，又涉及到政府的授予和权利行使的约束，这两个主体之间是不平等。知识产权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私权，这是它的本质特征。比如说药物专利，即使专利授权了，也准许生产上市，但疫情来了后，你就涨价，这恐怕不行，政府会限制你，要强制许可。所以说，知识产权不能完全是自由行使。著作权也是如此，比如，我一本书写完了，就自然获得了著作权，不需要政府授予，但能不能出版就不一定了，如果违背政治原则，违反公序良俗，政府就要干预，甚至禁止，东西方国家都一样。所以，政府的干预使知识产权不能成为绝对的私权。还有一个知识产权的特点，就是知识产权具有不稳定性，容易受到第三方的挑战，有可能被无效或者部分无效。如果出现不应该被授予的情况，比如违背了商标法的绝对理由条款，政府也要主动撤销，这就带来了权利的不稳定。我们把这几个关系讲清楚了之后，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的确应该列入民法典的法条，从本质上看，它体现的是一种财产权。在侵权责任编中，还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原则，体现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导向。过去是填平原则，加上举证难，惩罚侵权的实际力度就不大，现在要惩罚你，商标法已经明确最高5倍赔偿，正在修改的专利法、著作权法草案，也已经明确了5倍赔偿要求。一旦侵权，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实际上就更好地体现出知识产权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法典将知识产权列为一种民事权利，是完全正确的，但不一定要单独成编。有些知识产权难以明确属于某个个体，比如传统知识、遗传资源、民间文艺、地理标志等，就具有明显的集体所有的特点。地理标志是特有环境条件、人文因素下产生的，只能是当地人共享。再比如，中国传统的中医药知识，归哪个人，它还是一种集体的权利。我的建议是，可以考虑制定一部知识产权基本法，明确知识产权的基本特征，权利人的权利、义务，侵权处罚的具体要求，特别是规范政府的责任义务等等，同时也为不断出现的知识产权保护新客体，包括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以及不断出现的新业态、新模式的保护，提供基本遵循和规制。这样，既通过民法典将知识产权确定为一种民事权利以及明确惩罚性赔偿原则，通过制定知识产权基本法对普遍规则和政府责任进行规制，通过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专门法对具体操作进行规制，这样的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就完备了。

 知识产权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刚需、国际贸易的标配、市场经济的基石、产业竞争的锐器，对于筑牢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变革发展背景下，与传统的劳动、资本等要素相比，知识产权作为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因此，必须要进一步加强中国知识产权的建设，加强立法层面上的保护，建立更为系统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

王毅院长对何志敏教授上述观点表示高度赞同，他认为：“后疫情时代中国更应该推进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制的改革，正如2018年4月10日，总书记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的那样，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我们应该建立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明晰知识产权边界，丰富知识产权内涵，在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国际秩序构建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后疫情时代，中国需要建构一套自己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拓维智库将继续在人类新文明体系以及新思维范式等方面进行研究，为建构新全球治理体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贡献自己的智慧。”

据悉，由中国顶层智库拓维智库和中国梦三五战略工程组委会发起的此次“共话后疫情时代的出路与对策”系列对话活动，将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民生、军事、外交、宗教、科技、环境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下几期将陆续邀请外交领域、军事领域和中国航空航天领域的顶尖专家，共话“外交政策”、“国防安全”、“宇域空间”和“思域空间”等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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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洋 校对：海洋